己亥四月，我辞了礼部主事的差事，出都南归。一路水程，到了泰州，泊在城外运河边。岸上盐船攒集，篙工赤脚，号子一声一声地喊，喊得人心里发紧。我那时已不做官了，可立在船头看这些，竟比在衙门里坐着还难受。

泰州这地方，盐务最盛。盐船载得满满的往下水去，岸上挑盐的、筑仓的、验引的，忙得脚不沾地。可那些盐工，一年到头吃的是掺沙的糙米，穿的是补丁摞补丁的破袄。盐利归了谁？这话我不敢深说，只在心底里翻腾。我向来好谈西北地理、好论天下形势，到了这盐运河边，才知道纸上谈兵最容易，看人受苦最难。

那一夜风雷大作，我推篷坐起，听雨打船舷。想着白日所见，又想着朝中那些人的嘴脸，提笔写了几句，末了是「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旁人读了，只当我替读书人发牢骚；他们哪里知道，我心里想的，还有那些赤脚踩盐的汉子——他们也该有一条往上走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