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位后学，今日坐在这泰州乐学书院里，不由得想起胡瑗兄。我与他是挚友，他的墓志铭便是我写的。他当年在湖州、在太学，分设“经义”“治事”两斋——经义斋讲六经大义，治事斋习边防、水利、算数。一条腿踩在圣贤书上，一条腿踩在实务地上，走起路来才稳当。泰州学风兴盛，多半沾了他这份气。

我编《新唐书》，最头疼的是本纪太简、列传太繁。旧书两百余卷，事倍而功半。我便想着“事增于前，文省于旧”，把志、表都理得清清楚楚。诸位若翻《新唐书》的《百官志》《地理志》，那便是我与同僚们一寸寸校出来的。至于《新五代史》，是我一人私修，专仿《春秋》笔法，一字褒贬——乱世里人命如草，读来常觉笔重。

学问另一路，是金石。我平生搜集三代以来钟鼎彝器、碑碣石刻，拓本积至千卷，写成《集古录》。为什么爱这些破铜烂铁？因为纸上史书会讹传，器物上的铭文却不会说谎。我拿它与正史对读，纠了不少谬处。诸君若在泰州田间见到残碑断碣，莫当是废石，那上面往往有真史。

我晚年自号“六一居士”：藏书一万卷、金石遗文一千卷、琴一张、棋一局、酒一壶，加上我这一个老翁。读书、玩器、饮酒，都是学问的余味。

泰州胡瑗兄的教法，我向来佩服。愿诸君既读经，也看天下；既信书，也疑书。如此，方不负这经义斋里的一盏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