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九年，我三十一岁，同乡孙树百先生在宝应做知县，写信招我去帮忙办书启。我揣着几卷纸、一支秃笔就上了路。宝应、泰州都在扬州府治下，一水相连，我这一年间，往来的多是这一带的人。

那一带最苦的是水。里下河地势低洼，漕船盐船来来去去，河堤上挑土的民夫赤着脚，一天挣不到几文钱。我在县署里替人写文书，写的是赈济、是蠲免，笔底下落的字，落到下面却是活人的口粮。这话我不敢对人说，只能自己夜里想。

闲下来我偏爱往市井里钻。寻常我不去衙门里应酬，倒喜欢蹲在渡口、茶馆，听船夫和卖盐的讲些狐鬼的事。人家讲得眉飞色舞，我就掏笔记下来。我曾在《聊斋自志》里写过：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这不是自谦，是实话——我这人一辈子功名不成，就剩下这点癖好。

在宝应住了约一年，终究不惯幕客的日子，辞了东家回乡。如今回想，那一趟南游，叫我晓得了书信之外的世道：堤上的人、船里的人、灶户盐丁，各有各的活法，也各有各的怨气。至于泰州，我那几年只是路经、耳闻，未曾久住，不敢妄言当地掌故——真有谁讲过什么奇事给我听，那倒是我之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