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入经义斋，见诸君谈经论史，不觉技痒。我这一生，大半工夫都用在两件事上：一是中国文学史，尤其是文学批评史；二是传记文学。说来惭愧，也说来坦然——这两件事，归根到底是一个“真”字。

先说我那本《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我写它，不愿拿西洋的文学理论架子去硬套中国材料，而是从《尚书》《论语》《孟子》一路往下，直到清末，把历代批评家的议论摆出来，略加评断。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严羽《沧浪诗话》，都是中国论文的自家体例。读进去便知，中国文学批评不是零碎感想，而是有源有流、有骨有肉。

再说《张居正大传》。为何为张居正作传？因为他是明代中后期一位认真做事的实干家，推行一条鞭法、考成法，整饬吏治，事功赫然。我写传时，正值国家危难之际，想借他这股认真做事的气，鼓舞人心。传记不是小说，不能凭空造一句对话。凡所依据，皆是《明史》《明实录》和他的书牍奏疏。写传记要“知人论世”，更要“无征不信”。

《陆游传》亦如此。陆游一生主战，屡遭贬抑，其《示儿》云：“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这是陆游真实诗篇。我为他作传，不只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