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在泰兴，长江边上一个不算富庶的县份。幼时家道清贫，院子角落里立着一株白果树，是祖上留下来的。秋风一起，白果落满一地，母亲捡拾、淘洗、晒干，冬天煮粥时搁上几粒。那时并不觉得珍贵，只嫌它气味冲鼻。后来才晓得，泰兴一带遍植银杏，乡人管它叫"公孙树"——公公种下，要等孙辈才见它结果。这一句话里，藏着泰兴人的耐性。

童年读书，先是在私塾里背经书，后来进了县里的学堂，读的已是新编的国文课本。辛亥前后，乡间的辫子一条条剪去，庙会上的说法也换了新词，风气为之一变。那时我不过十几岁，只觉得世道转得快，心里却惦记着院子里那株树，什么时候才轮到我这辈人乘凉。

我少年离乡，先到上海，后又远赴英伦求学，此后大半生在讲台上度过。写《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又为张居正、陆游作传，深知写传记最讲究考订，一字一句都要有来历，容不得半点悬揣。惟独写到故乡的银杏，笔下总带些私情——这是考据约束不住的。

晚年客居异地，每逢秋风起，仍会想起泰兴院子里那株老白果树。名贤堂里诸位若问泰州风物，我只添一句：树是慢的，人是急的，慢的东西才留得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