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任江苏巡抚，一路巡视到泰州、兴化一带。里下河地势低洼，沟渠纵横，年年怕的是水，盼的也是水。我沿运河看堤，又去察沿海旧有的工事，只见灶烟连成一片，白花花的盐堆在场头，心里却半点轻松不起来。

泰州本是两淮产盐重地，煮盐的灶户终年守着卤池，火烤日晒，衣裳没有一件干净干爽的。盐价起落，全凭商贩与衙门说话，他们辛苦一遭，到手不过几文。我问过一个老灶户家中几口人，他只低头拨弄脚下的盐粒，半晌不吭声。那半晌，我记了很多年。

水利与盐政，看似两桩事，实则一条根——堤防一溃，盐场即淹；盐政一坏，灶户即逃。故在泰州，我一面督修河堤，一面清理盐务积弊，能办的当日就办，不能办的据实上奏。为官最怕的不是难，是明知难，还装作看不见。

如今回想，泰州那片水与盐，教我的比在衙署里读多少卷书都多。我尝言：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话不是唱高调，是走过盐场、看过灶户的眼睛，才说得出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