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原籍泰州，却生在北京，自幼学戏，大半辈子都在外头。真正踏上泰州这块故土，是1956年春天的事了，那是我头一回带着剧团回去。

那几日，泰州城里的热闹，我至今记得清楚。街巷里早早贴出戏报，四乡八镇的人都往城里赶，有摇船的，有推独轮车的，还有天不亮就动身的。我唱的是《贵妃醉酒》，台上的唱腔一响，台下鸦雀无声，那种安静里透着说不出的亲切，像是祖辈传下来的乡音，竟与我唱的皮黄隐隐相通。

散戏之后，有位白发的老人家拉着我的手，说我祖父当年就住在这城里的哪条巷子。我听了，心里一热，却不敢细问——家世的事我知之不详，也不好凭空揣测。只记得那几日，泰州的早茶特别香，干丝、鱼汤面，剧团里的年轻人吃得直点头，说到底是梅先生家乡的水养人。

我这一生唱了多少出戏、走过多少码头，数也数不清，可泰州这一趟，总在心里占着一个特别的位置。那是血脉里的归属，不是台上几句唱词能说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