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蒙书院诸位不弃，让老夫在这治事斋中说几句话。我兴化李氏，自先世文定公春芳以嘉靖二十六年状元入阁，历事三朝，家中文书旧牍甚多。我自幼翻检这些残纸，看祖父辈谈朝局、谈人才、谈进退，便觉一朝之兴废，往往藏在细处。后来我备员谏垣，历刑、吏、工三科给事中——六科官署在禁中，人呼为"垣"，故有三垣之称——所见所闻，与家中旧纸一对，许多事便对上了。

这便是《三垣笔记》的由来。所记多崇祯一朝及南渡以后朝臣言行、典章因革。我写它，不为臧否人物取快一时，只因正史多经修饰，奏疏又多铺张，唯独当日耳闻目睹的琐屑言语、进退细节，最能见人心。譬如某公在朝堂上说的一番冠冕话，退朝后在私第里又是另一副口吻，两处并看，其人才算完整。

至于《南渡录》，则是南渡以后逐日记事。那一年的事，想起来仍觉心口发闷。我不过据日所记，不增不损，让后来人自己去看那一年究竟是怎么过来的。史家下笔，最忌以己意代实事；一时痛快，百年后便成诬罔。

我入国朝后不复出仕，闭门著述，旁人问起，我只说一句：先人文定公留下的书卷还在，我不能让它断在我手里。兴化这地方，里下河的水年年涨落，田埂上的老农不识朝局，却识得气节二字——水退了，该种的还是要种。

诸君今日读史，不必急着评判谁忠谁奸。先把那一年的粮价、那一月的邸报、那一夜的城门开关弄清楚，再去论人，方不至于空谈。此是我数十年治史的一点愚见，愿与诸君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