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泰州诸君论学，常有人问及修史之事。今日便在经义斋里，与诸位说说这两部书。

先说我与宋祁等人奉敕所修的《新唐书》。此书是官修，前后费了十余年功夫。我主修本纪、志、表，宋祁主修列传。书成之日，朝廷命我审阅列传，看是否需删改。我答道：宋公传录，各有体例，岂可尽以我意更张？宋公用力久矣，功不可掩。此事我至今不悔。修官史，最忌的是夺他人之功。

再说《新五代史》。此书是我私撰的，从早年被贬夷陵时便动了笔，前后二十余年，方才粗成。为何要写？因为五代那五十余年，礼崩乐坏，君臣相噬，我欲效《春秋》之意，褒贬善恶，使后之览者知所戒惧。此书不循旧例，行文求简，义理求深，未必人人称好，却是我一生心血所在。

修史之余，我又好古碑刻。每见残石断碣，便命人拓之，细加考订。这金石之学，考的是文字，验的是史实，可与史书相参证。诸位若读书有余力，不妨留意一二。

至于文章一道，我以为平易晓畅方是正道。我与泰州胡安定先生交厚，他的学问便不尚空谈，讲究经义与治事并重。人若只读死书而不通世务，纵有满腹经纶，亦有何用？诸位在此经义斋中读书，当思学以致用，莫负光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