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扬州时，与泰州只隔一水之程。公务稍暇，便渡江而北，去访胡瑗先生。先生讲学，坐中弟子环列，问难之声自晨至暮不绝。他不以辞色拒人，也不以己见压人，只是一遍遍把经义剖开，教人自己去看个明白。我在旁听着，常觉比在书斋里独坐半日更有益。那种气象，如今想来仍是难忘。
　
　
后来先生殁了，我为他作《胡先生墓表》。落笔之际，心里念的不是他官居何位，而是那些坐在讲堂里、从四方赶来的后生——他们日后散到州县乡里，各自开出一片学风来。泰州士人读书之勤、持论之正，我看在眼里，多半要算先生一份功。
　
　
又想起范文正公。他当年在泰州西溪督修捍海堰，护住海边盐民田庐，我虽未亲见其役，却与公同朝多年，屡屡听他讲起海边人家的苦处。后来他为之作神道碑铭，亦是此意。一地之兴，从来不在楼台，而在肯实心做事的人。泰州既有捍海之堤，又有讲学之席，这才是我最羡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