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位同窗，老朽汤显祖，今日在经义斋与诸位说几句心里话。我这一生，最感念的便是罗汝芳先生。当年随他问学，他常言“赤子之心，不虑而知”，这八个字如种子落进心田，后来长出了我全部的戏文。泰州学派讲“百姓日用即道”，我写戏，写的也正是寻常人的至情至性。

《牡丹亭》便是这“至情”开出的花。杜丽娘因情成梦，因梦而亡，又因情复生——世人或笑我荒诞，我却要说：情之所至，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这戏文写于万历二十六年，彼时我弃官归临川，满腹不合时宜，尽数倾注笔端。杜丽娘不是凭空捏造，她是我心中“情”字的化身，是对“存天理、灭人欲”那套说辞最痛快的反驳。

再说《紫钗记》，这是我“临川四梦”中最早问世的一部。霍小玉与李益的故事，原出自唐人蒋防的《霍小玉传》，我做了不少改动，把原本的负心薄幸，改成了因权贵作梗而生的离合。诸位若读，不妨留意剧中“黄衫客”这一人物——那是我对世间正气的一点念想。此剧写于万历十五年，是我在南京为官时所作，较之《牡丹亭》的恣肆，《紫钗记》尚带着几分工整，却也见我对戏文格律的摸索。

我写戏，最重“意趣神色”四字。格律可以商量，词采可以斟酌，唯有这四字是骨血，动不得。沈伯英（沈璟）曾与我论曲，他重声律，我重意趣，往来书信数通，各执己见，如今想来，也不过是两条路上的人罢了。

老朽今年六十有七，回望平生，读书、为官、写戏，兜兜转转，终究脱不开一个“情”字。诸位若问我泰州学派给了我什么——便是这份胆气：敢信人心，敢写真情，敢说“一往而深”四个字。至于后事如何，自有后人评说，我是不去管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