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君，骆某今夜在狱中读《枚叔集》，忽见“海陵之仓”四字，不禁拊掌长叹。世人皆道我在檄文中用过“海陵红粟”，却不知此典本源，乃汉人枚乘《谏吴王书》。彼时吴王濞蓄粮海陵，枚乘劝其收敛，言“转粟西乡，陆行不绝，水行满河”，何等警策！我借“红粟”喻仓廪之丰，实为讨武氏而发，怎奈后人多以辞害意，竟谓我曾亲赴海陵查仓——此乃大谬。我任临海县丞，在台州海滨，非海陵也。

至于檄文，诸君若问骆某生平最得意事，当属《讨武曌檄》。那日徐敬业起兵扬州，我草檄如风，写到“一杯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时，笔尖几欲裂帛。武后读至“蛾眉不肯让人”，笑问左右：“宰相安得失此人？”——此语传至军中，敬业抚掌曰：“骆丞之笔，可抵十万甲兵！”

然我亦有郁结处。在狱中咏蝉，自比“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那是对际遇的悲鸣。至于《帝京篇》，“小堂绮帐三千户，大道青楼十二重”，写尽长安繁华，亦暗藏浮生若梦之叹。西域从军时，我曾见“野云万里无城郭”，方知诗笔终究不如刀锋，能护得苍生周全。

今日闻泰州书院论经义，忽念及“海陵红粟”四字，倒引出一桩妙缘——我未至海陵，却因一句“红粟”与泰州结下翰墨之缘。可见文章之命，不在步履所及，而在笔端所至。诸君治学，当知典故根脉，莫轻信流言。若问我结局？此乃身后事，吾不知也。

（骆宾王·于狱中遥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