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少时读书泰山，十年不归，所得不过一“实”字。后来归乡，见海陵子弟聪明有余，却多困于辞章，以为读书只为科举。我心中不安，便与诸位说一段旧事。

我在湖州学时，曾定下规矩，立“经义斋”与“治事斋”。经义斋，选心性明敏者，讲六经大义，求其本原；治事斋，则分治民、讲武、水利、算数诸科，人人各治一事，如治民者须通农田、赋税、狱讼。有弟子问我：“先生，为何不专教举业？”我答他说，圣人教人，是教人成器，不是教人做官。器者，能任一事之谓也。

后来此法行于太学，四方来学者日众。我见门人于颐、程颢、程颐辈，皆知求实学，不以浮文为务，方知此路不孤。泰州是文脉之地，我更愿乡中后辈，莫把光阴虚掷在虚名上。读书人懂得一分道理，便去做一分实事，这才是安定学派的真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