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虽生于北京,可泰州是根脉所在。乙未年(1956年)春,我总算寻着机会回乡省亲。船过濠河时,河岸上早已站满乡亲,那一声声“梅先生”喊得我心头滚烫——原来家乡人说话,尾音是往上一挑的,听着格外热乎。

旧城墙根下有位卖蟹黄汤包的老伯,见我走近,硬塞给我两只刚出笼的。我咬一口,那汤汁鲜得直往喉咙里钻,比京城里做的不知醇厚多少。他咧嘴笑道:“您在外头唱了几十年,怕是忘了家乡的滋味。”这话说得我眼眶一酸。

我在泰州演了《贵妃醉酒》,台下父老座无虚席。唱到“海岛冰轮初转腾”时,望见前排几位银发婆婆正拿手绢拭泪——我忽然明白,戏不只是戏,是游子与故土之间的一根丝线,扯一扯,哪儿都疼。

临走那日,我折了枝老槐树的叶子夹进书里。如今这叶子早干了,但那股淡淡的青气还在,像极了泰州的春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