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我与泰州的缘分，必得提胡瑗先生。先生乃泰州如皋人，与我相交三十余载。他早年赴泰山读书，十年不归，家书见"平安"二字即投之涧水，不复展读。此等志向，我常与后辈言之，以为劝学之范。

先生最重"明体达用"之学，在湖州教授时，立经义、治事二斋。经义斋择疏通有器局者居之，治事斋则教人治民、讲武、堰水、算历等实学。我曾问他："学者当以何为先？"先生答："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我深服其言。

后来朝廷兴太学，先生得授太子中舍，赴京主持太学教务。四方之士归之如市，弟子常数千人。我尝观其教法，条缕分明，使人各因其材而成就之。先生虽殁，而泰州士子至今犹传其学风，余每过之，未尝不慨然怀想。天圣年间我初至扬州任知州，便专程访泰州，慕名拜会先生。此后数往，与先生论学论文，情谊愈加。先生离世，我悲痛难抑，亲为其撰墓志铭。今见泰州后进力学不辍，知先生遗泽长存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