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州滨海，那时海陵一带灶户煮盐、农人种稻，最怕海潮倒灌。我在任上督修捍海堰，不是只管筑堤，还教百姓在堤后种芦苇固沙。有人笑我多事——说芦苇怎能挡潮？可十年后潮水冲垮别处堤岸，独泰州无恙。此乃“以柔克刚”之理，治水、用兵、理政，皆相通也。

后来朝廷调我守陕西，与夏人对峙。我不学那纸上谈兵的儒生，只在边防做三事：修城寨、练乡勇、储粮草。有人讥我过于务实，不似名臣风范。可边疆百姓要的是安睡之枕，不是宰相的清谈虚名。今人读史，常叹“庆历新政”半途而废，我却以为，新政之败不在法度不善，而在急于求成。譬如行舟，风急浪高时猛转舵，必然倾覆。

我平生所著《谏垣存稿》，便是庆历年间任谏官时的奏章集。那里头没有高妙玄论，尽是些“某县灾伤请免赋”“某将怯懦请调防”的实务。有人问我何以不学那清流议论？我答：为政者当如良医，先诊脉，后开方。泰州一任，让我明白——治大国若烹小鲜，火候比佐料更要紧。

有人问我：你做了宰相，为何还念着泰州那几道海堤？我笑而不答。诸位可知，海陵红粟之典出自枚乘《谏吴王书》？当年吴王濞积粟于此，终成祸胎。可见仓廪丰实既可养民，亦可养乱。我在泰州修堤，不是为积粟，而是为安民。民安则堤固，堤固则城宁，此中道理，诸位当细品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