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君，我乃泰兴朱东润。今日不谈别的，单说“传记”二字。昔司马迁作《史记》，篇篇皆传，人人皆史，后世谓之“实录”。我一生治文学批评，亦留心传记，常想：一部好的传记，须让读者掩卷之后，仿佛亲见其人，亲闻其声。

诸位或问：传记与史书何异？史书重事，传记重人。事有始终，人有情性。我写《张居正大传》，便是要还这位江陵相公一个“人”字。他不只是权相，更是忧国忧民的书生；他严刻，却也孤独。我数易其稿，查阅《明实录》数十卷，又取其文集诗赋对勘，方敢下笔。后来写《陆游传》，又走另一条路——以剑南诗证放翁生平，诗史互证，别开生面。

至于《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那是另一桩心事。我总觉文学批评不当是干巴巴的条律，而该是历代文人心灵的对话。从《诗大序》到严羽《沧浪诗话》，一字一句，皆是血性。我分派立说，不主一家，只求把古人那点真精神传下来。

我生长于泰兴，水乡之地，人文渊薮。小时听乡贤讲王艮、讲心斋学派，虽不解其深，那腔“百姓日用即道”的平实道理，却一直记在心里。今日与诸君共坐经义斋，谈文论史，亦是生平快事。望诸君读书时，多问一句：此人何以如此？如此，便近道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