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来惭愧，我这大半生，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功业，只做了一件事——教书。从泰州海陵的家塾，到湖州的州学，再到京师的太学，四十余载，始终围着“育人”二字打转。

近些年世人称我教法为“苏湖教法”，乃至知我者，多以为我创了“分斋教学”之制。此制缘起甚朴：当年在湖州，见诸生读书虽勤，却多不知稼穑之艰、政事之要，一纸公文尚难措手，遑论治国平天下。我便分设两斋——一曰“经义”，一曰“治事”。经义斋者，择聪敏有器识者居之，使之精研六经，明体达用；治事斋者，则分“治民、讲武、堰水、历算”诸科，各习一事，如治民者须通赋税狱讼，堰水者须晓堤防沟洫。学生可兼习他科，但必专其一。

有人疑我重功利之学。实则《周礼》“三物教民”之遗意，正欲士子既明其道，又精其事。昔孔子教人，亦各因其材，冉有以政事称，子游以文学显，何尝一概绳之？我常对诸生言：“学者只守一编，终身为无用之人。”乃知纸上之学问，须与眼前之社稷相通，方为真知。这便是我这老书生一生笃信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