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位后学,我朱东润,泰兴人也。生平所事,不外两端:一曰梳中国文学批评之流变,二曰为中国历史人物立传。先说学问事。我著《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以批评家为纲,自孔子论诗,一路说到近代。常听人说中国文论零散不成体系,我偏不信——言志、缘情、载道、神韵诸说,代有传承,自成统绪,此便是中国文评的千年血脉,只是须有人肯下功夫替它理出头绪来。
再说传记。我生平最用心者,是《张居正大传》与《陆游传》两部。张江陵以一介书生当国十载,整饬吏治,清丈田亩,撑起万历初年一片气象。我写他,不单写功业,更要写他孤愤刚毅的性情,写他身处君臣、僚属、怨谤之间那许多不得已——传一个人,贵在传其神,须把他放回他所处的时代里去。放翁一生志在恢复,字里行间都是家国兴亡,我若只给他排履历、编年表,便辜负了那一腔血诚。传记文学,是写给平凡人看的学问,大人物的成败得失,可为后世之镜鉴。
我泰兴襟江带海,文风颇盛。少时读书,常临江远眺,想古来贤杰皆随江涛东去,唯文章之事可传之久远。诸君今日在乐学书院攻读经义,正宜以古人为师而不囿于古人,既通经籍,又明世事,方不辜负这一番求学光阴。
传其人,得其神——我为何毕生治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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