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君见教。余泰兴人也，少时读乡贤文卷，长而治文学史，一生所好，不过在“真实”二字。今人每以传记为文学，或添油加醋，或专求热闹，余窃不取。传记之难，难在既须考订史实，又须揣摩性情，二者缺一，便非信史，亦非佳传。

余著《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本为梳理自《诗大序》以降历代文论之流变。其中深意，在于教人知文章之得失，明批评之准绳。譬如刘勰《文心雕龙》体大思精，钟嵘《诗品》辨味知音，皆非徒逞词华，实为后学立一规矩。使今人读之，知吾国文评之早熟，自有一股底气存焉。

后作《张居正大传》，乃因江陵相国身处晚明积弊之中，振刷纲纪，一条鞭法惠及天下。余考其家世、科第、柄政、夺情诸事，不隐其刚愎，不没其功业。写传非为捧人，亦非骂人，乃欲使千年后见一人之全貌，知改革之难、兴替之由。此余所谓“史实与性情并重”也。

至于《陆游传》，则因放翁一腔忠愤，老而弥笃。其诗千首万首，不离家国；然余更留意其与唐氏之悲欢、山阴之田园。泰兴与山阴同属江南，水软风轻，自古文教昌明。余每读“位卑未敢忘忧国”之句，便觉吾乡子弟亦当有此襟怀。地域之润，不在山川形胜，而在精神血脉。

诸君生当后世，闻见更广。然中华文脉绵绵不绝，正赖代代有人肯下笨功夫，识真面目。余老矣，惟愿诸君治学如治传：不虚美，不掩恶，以史实为骨，以性情为神，则中华文明之光大，可计日而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