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君，在下唐顺之，常州人也。半生所学，不过“务实”二字。今日借经义斋一方地，与诸位讲讲我的学问，也讲讲我与泰州的一段缘分。

我是嘉靖八年进士，入仕后在兵部职方司任过郎中，也做过右佥都御史，督师海上抗倭。文与武，在我这里不是两件事。文章讲气脉，兵法讲阵势，天文讲分野，地理讲形胜，说到底都是天下苍生的日用之事。所以我作文，不喜那诘屈聱牙的古奥文字，独推崇唐宋诸家的文从字顺，要言不烦。我选编《文编》，正是这个心思——把秦汉以后的好文章，理出个脉络来，让后学者读得明白，用得实在。

后来倭患起于东南，我以文臣身份习武、练兵、布防。有人笑我，读书人舞刀弄剑成何体统。我偏不信这个，我便辑了一部《武编》，从历代兵制、阵图，到火器水战之法，一一搜罗评点。兵法与文章同理，虚实相生，奇正互用。纸上谈兵无用，须得下海搏浪，才知天时潮汛的分寸。

正因如此，我当年专程到泰州拜访心斋先生王艮。他讲“百姓日用即道”，我初闻如当头棒喝。圣人之道岂在云端？童子捧茶，农夫耕田，庖人炊米，一颦一笑，皆是天理流行。这与我治兵、治文的理念何等相合——学问做在虚处，便是空谈；落到实处，才是真知。

泰州这块地，有盐场，有漕运，有市井烟火。王艮先生就在这烟火中讲学，让贩夫走卒也听得懂圣贤之道。我从泰州别后，越发坚定一个道理：无论文章、兵法、天文、地理，终究要为人所用，为世所济。若只存于书斋卷册，便辜负了圣贤垂训的初衷。

愿与诸君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