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同窗好！我朱东润，泰兴人氏，一辈子磕磕绊绊，做过文学史的研究，也开创了传记文学这么一条路。今儿在经义斋，不讲虚的，就聊聊我写《张居正大传》那几年的体会。

我写传记，心里头有个倔脾气：传主不是纸上的名字，得把他当活人，看他如何在朝堂上争，如何在家国里熬。张居正这人，我研究他前后十年，翻遍了《明史》和那时的奏疏。你看他十岁能文，十六岁中举，二十三岁中进士，可一生困在首辅的位子上，以一身之力撑起摇摇欲坠的明朝。写他，不能只写他改革的威风，更要写他身后的凄凉——死后抄家，长子自尽，这口气咽不下去，我写时也搁笔长叹。

有人问我，为何不写小说，偏写传记？我答：小说可以造境，传记却必须坐实。写张居正，我必得考清万历年间一条鞭法怎么推行，考清河工怎么修，甚至他给神宗皇帝讲经时引了哪几句《尚书》，都得有出处。这就是我常说的，传记文学要“传之久远”，第一要务是“信”。

再说我那本《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也是从这些考据功夫里磨出来的。我讲批评史，不单是排列文论家的名目，更要把历代批评家心中的那口气打通。譬如严羽《沧浪诗话》讲“妙悟”，往后数百年，公安派、竟陵派都绕不开他；又譬如王士祯讲“神韵”，其实早从司空图《二十四诗品》里得了消息。批评与创作，原是像两股绳子绞在一处，解不开的。

咱们泰兴，自古人文荟萃。我少年时在县城里读私塾，先生讲《左传》，讲《史记》，那“太史公曰”里的感慨，我至今记得。后来我到无锡国专教书，也常对学生说：读古人书，要懂得体贴。你体贴得越深，写出来的文字越有筋骨。把古人写活了，后人读了，知道咱们中华文明里有过那样刚健的魂魄，这便是文化自信的根子。

如今我在上海教书，夜里改稿，偶尔想起故乡的江水，心里还是热的。诸位在经义斋读书，若能沉下心，从一部传记里读出一个人，从一部批评史里读出一个时代，那便是学问的滋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