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二十五、六年间，予随工部侍郎孙公在丰治河，驻泰州一带。那辰光每日里看的是浑黄水势、听的是号子橹声，可心里翻腾的，却尽是弘光朝的旧事。诸位后生或要问了：一本戏文，怎地跑水边来作？唉，泰州这几尺土，恰是连着南明那篇残局的啊。

治河一事，最见天地之力与人力相搏。淮河失修，黄水倒灌，盐场民田俱淹在水底。予日与河工踏勘堤坝，见百姓负薪担土，泥泞没膝，方知平日读的《水经》《河渠书》，纸上终觉浅。那回目睹决口合龙，百丈长堤一夕筑成，心里头忽然透亮：治水要顺势，治史何尝不要明势？南明那盘棋，势已尽失，纵有史可法、左良玉，也挽不回狂澜了。这道理，怕是比读十年书还深切。

泰州城里有座海陵仓——说起这个倒想起骆宾王《讨武曌檄》里“海陵红粟”四字，那是用枚乘《谏吴王书》的典故，并非他亲临此地查仓，后人切莫混了。又听当地耆老说，史公督师扬州时，泰州盐商还捐过银饷。可惜啊，扬州十日，泰州亦惊，南明小朝廷却还在内斗。这些市井口传，比官修《明史》更见血肉。予在泰州寓所，把酒凭栏，运河声里仿佛听得见李香君骂筵那一声声慷慨，遂将满腹块垒付之笔端，草就《桃花扇》初稿。

是书所写，不过明末复社文人侯方域与秦淮名妓李香君离合之情。侯生赠扇定情，香君血溅扇面，画成桃花——一柄桃花扇，串起南明兴亡，从阉党余孽阮大铖到江北四镇内讧，终落得出家入道、国破家亡。世上人读此书多赞香君烈性，予却独重末折《余韵》，老赞礼唱“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说穿了，兴亡剥那层锦绣皮，底下全是一个“势”字。

河工与传奇，一实一虚，原本是两般工夫。可流连泰州三年，予忽觉得是同一件事：治河要察水势，治史要察时势，而写戏呢，要察的是人心之势。诸位今人读书观剧，若能从天灾人祸、离乱悲欢中瞧见那“势”字，便也不负我当年在泰州浊浪边上一番苦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