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来惭愧，我这人一生好游，官也做过几任，诗也写了几千首。但论起最让我挂怀的，还是治水。苏北一带，运河如带，我几次沿扬州、泰州之间舟行，看那海潮涨落、圩田纵横，便知此间水利非同小可。

治水这事儿，跟作诗有几分相似——都要顺着本性，不能硬拗。我当年在杭州修堤，也是依着湖水的脾气来；泰州这边的范公堤，更是如此。范希文筑海堰，挡住咸潮，护住千顷良田，我读其遗迹，心中是既佩服又生感慨。

早年我在江南，见过一位老农种稻。他告诉我“水要活，堤要固”，这话糙理不糙。千年前潘季驯还没出世，但古人早已懂得：治水不是与天争，而是与水和。扬州到泰州这一带，运河水与海潮交接，盐碱地上能长出好庄稼，全凭一道堤拦住咸水。范公堤，那个工程，造福的岂止一两代人？

我后来在诗词里写过“欲把西湖比西子”的诗句，那是说西湖的秀美；但要论雄浑，还得看江海交汇处的堤堰。泰州文人与我唱和时，常提及范公堤，说那堤上能走车马，堤下有万顷良田。我听了，欣然命笔，不过是几首小诗，不值得提；倒是范公那“先忧后乐”的话，我常在文章里引用，觉得这才是天下读书人的样子。

如今我流落岭外，偶食一碗米粥，便忆起泰州城外的稻香。水之为利，能活人，也能育人。后人若再读到我这篇小文，望能记得：治水之道，即是治生之道；能将一片荒地变作膏腴，比什么诗文都实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