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位看官，耐庵这厢有礼了。自小生长在兴化水乡，白驹场的芦苇荡里摸爬滚打，看惯了灶丁煮盐、船夫摇橹，也看惯了元末官府的催科、豪强的欺凌。那年头，盐民一日熬不出盐，就要挨板子；渔家一网打不上鱼，就得借高利贷。张士诚带着十八条扁担起事，盐场里多少汉子跟着他冲进州府——不是天生要反，是逼得没法活。这段光景，我亲眼见、亲身历，后来便都化进了一百单八将的骨血里。

有人问我：《水浒传》里的好汉为何总在山寨、水泊、市井之间游走？我说，你到白驹场看看就明白了。芦苇荡里藏得下船、藏得下刀、藏得下几十条汉子，水泊就是天然的屏障。我写梁山泊，写石碣村，写渔舟唱晚，写的都是兴化老家的水。那“聚义厅”上的替天行道，与盐场灶丁们私底下说的“平分钱粮”，本是同一个念想。只是书里的故事可以快意恩仇，世道里的挣扎，却比书中更苦涩三分。

这部《水浒》啊，落笔在洪武之前，却酝酿了整个乱世。我在白驹场教书授徒之余，常去茶馆听书，讲宋江、讲武松的段子早已流传市井。我把这些野话搜集起来，又掺进自己对世道的掂量：朝廷不公，官逼民反；好汉相交，义字当头。写林冲风雪山神庙，写武松血溅鸳鸯楼，说到底是写一个人被逼到绝处，只好从羔羊变作猛虎。书里一百单八将，各有来路，各有苦楚，好比这水乡的芦苇，看似一色青绿，实则根根都有筋骨。

此间风土，最养人处在于“水路四通八达”。南来北往的客商、河工、流民，都从门前过，带来了各地的口音和故事。我便是蹲在船码头边，听那些赶路汉子讲江湖恩怨，听逃难婆娘哭诉家破人亡，听老盐工哼起张士诚起兵时的歌谣。这些烟火气，是躲在书斋里写不出来的。所以《水浒》里的人物，哪怕是个卖炊饼的、开酒肆的、刽子手，都带着活生生的气味，因为他们本就是从这市井泥土中刨出来的。

今日说这些，是想告诉诸位：一本书的根，扎在故土的泥水里。泰州兴化的芦苇荡，养出了我这样一个读书人，也养出了那一百单八将的肝胆。列位若有机会到白驹场看看，望一眼连天芦苇，听一听湖风过水——那风声里，或许能听见梁山好汉们第一次登上水泊时，船板吱呀作响的声响。耐庵能留下的，不过是一部墨字书稿；这水乡的气韵，却是千古不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