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那年我从扬州杨子县解缆北行，舟至海陵界，远远望见盐场烟灶如林，白气蒸腾。正是三伏天，盐民们赤膊在卤池边戽水，背脊被晒得脱皮，却仍要弯腰扛盐包。我倚着船栏看了许久，忽而想起在淮南节度使幕中时，曾替幕府核算盐利账册——一船盐运到江陵，价增十倍不止，可灶户手中，却连粗布衣都买不起几件。

那日我泊船上了岸，寻了个老盐工闲谈。他说这海陵盐场自吴王刘濞时便煮海为利，如今灶户却愈发难熬。官盐价定得死，私贩又抓得凶，一场暴雨冲垮卤池，半年血汗便泡了汤。我问他可有法子，他苦笑道：“能有何法子？只盼郡守少派两次差役，容我们多煎几锅。”我默然良久，离岸时留了些碎银给他，他却坚辞不受，只说：“官人若是真怜贫，何不向上头说句话，减些盐税？”

我终究是说了那句话的。回扬州后，我借巡盐之名，写了封书信给盐铁使，详陈灶户之困。那信写得激昂，引了《管子》煮海为盐的古例，又论“利之所在，民必趋之；苛之所在，民必避之”的道理。后来盐税虽未减，郡中倒催着修缮了几处卤池。我离任时，那老盐工竟托人送了一小罐新盐来，说：“这是老朽最后一锅，烦请官人带回长安，让朝中人尝尝盐味是甜是苦。”

那罐盐我终究未曾带至长安。行到楚州时，夜雨骤至，舟中行箧尽湿。我望着那化开的盐水，忽而想：顾况云“煮海为盐”，不过四字，其中包着多少人家的汗与泪？浮生如此，我所能留下的，恐也只此一叹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