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天,撒一把红色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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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煦荧
我常想起那个雨天。
雨丝密得像织布,我按照约定,跟随史根银老师一行去村里宣讲。我们骑着电瓶车行驶在泥路上,骑了一会儿后,车轱辘上糊满了泥,我们只得推车前行。
我们的领头人史老师七十多岁了,退休前是语文教师,退休后一天也没闲着。他收集家乡史庄村的红色故事,探寻革命遗址,查阅相关书籍,走访老战士,光采访的笔记本就用了近百本,他把这些资料整理后,撰写了近六万字的《史庄村群英谱》,同时成立了“五老”宣讲团,去各个社区讲述红色故事。我问他:“您图啥?”他笑笑:“这些历史,我不记录,就没人知道了。”
这话像一颗种子,悄悄地落进我心里。
我是一名小学教师。每天站在讲台上,面对几十双亮晶晶的眼睛。我一直以为,教育就是教好书、上好课、管好纪律。可史老师的事迹感染着我,我义无反顾地加入了他们的“五老”宣讲团,参加了几次活动后,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教育的根,要扎得更深一些。
回校后,我开始试着把那些红色故事带进课堂,带给孩子们。
当然不能硬讲,进行“填鸭式”的灌输,那样孩子们坐不住。于是,我认真备了课,选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给孩子们讲起了史庄村一位烈士的故事:他参军时才十七岁,临走前,他稚嫩的脸上还挂着微笑,毫不在意地对母亲说,娘,打完仗我就回来。可是,他再也没回来……
教室里很安静,静得几乎能听到孩子们的呼吸声。有个小女孩眼眶红了。她抹了抹眼睛,举着手问:“老师,他后来真的没有回来吗?”
我没有直接回答,轻叹了一口气,缓缓地说:“他没有回来,但他的信念回来了。就在我们大家的心里。”
那一刻,我看见孩子们的眼睛亮了。那种亮,和史老师眼里的光,一模一样。
从那以后,我的课堂多了些不一样的东西。在语文课上到英雄主题的课文时,我会多讲几句家乡英雄的事迹;班会课上,我请史老师来给孩子们讲讲烈士的故事——他讲得朴素,孩子们听得认真。在校领导的支持下,我们学校还把《史庄村群英谱》的内容纳入校本课程。我带着孩子们读故事、画英雄、写感想。
有个男孩平时调皮,上课注意力不集中,还总是爱接话茬。那天下课,他突然跑到讲台前,对我小声说:“老师,我也想当英雄。”我看着他坚定的眼神说:“英雄不是当的,是从做小事、做好事,一点点攒出来的。”他抿着嘴,点点头,第二天主动帮值日生擦起了黑板,上课也安分了很多,成绩也很快提高了。
这就是英雄榜样的价值,这就是红色教育的力量,它不轰轰烈烈,它一点一滴,渗入到孩子们的学习生活中。
去年五月助残日那天,我带着班上几个孩子,一起去天虹广场参加公益活动。史老师和团队成员早早到了,他们穿着整齐的红马甲,摇晃着鲜艳的旗帜,和市民们讲述着红色故事。现场设立的“空中爱心墙”成了孩子们关注的焦点,他们踮着脚签名,一笔一画很认真。
凤凰街道残疾人之家的朋友在做非遗拓印。有个听障阿姨,怎么也印不好纹样。我和学生一起,比画着手势,手把手地教阿姨刷墨、铺纸。当精美的图案呈现出来时,阿姨笑了,笑得很灿烂。学生们也笑了,其中一小男孩悄悄地跟我说:“老师,帮别人好开心。”
那一刻我也很欣慰。我想,教育不能只在教室里进行。带孩子们走出来,看真实的人,做实在的事,或许比说一百句“要有爱心”都管用。
后来,我们班自发成立了一个“小小志愿队”。课余时间去操场打扫卫生,去社区捡垃圾,去敬老院给老人读报纸……这些小事没人要求,都是孩子们自愿的。我看着他们忙碌的样子,觉得他们身上有一种光。
教育是什么?我以前说不清楚。现在我想,教育是点燃,是照亮,是分享。
史根银老师点燃了我,我试着去照亮我的学生,而学生又把光亮分享给社会。或许这只是微弱的光,但照在身上后,却温暖如春。
还记得我们发现胡庄那座农桥没有护栏,而孩子们上学要经过,很危险。我跟着史老师一起走访乡邻,撰写报告,向上反映问题,获批了维修的资金。桥修好的那天,我站在桥上看流水时,一个学生向我跑来,兴奋地说:“卞老师,走在桥上不害怕了!”我向他报以微笑,觉得做老师真好。
去年暑假,我带着学生去史庄村参观。孩子们站在烈士名录前,念着名字,看着事迹。阳光照在一个个闪亮的名字上,也照在孩子们的身上,形成了温暖的光圈。史老师静静地站在旁边,他没说话,但我看到,他眼眶泛红了。
回去的路上,一个女生问我:“老师,您退休以后,还会讲故事吗?”
我说:“会。只要还有一个人听,我就讲。”
她说:“那我听。”
我摸着她的头,笑了。这就是传承吧。不需要惊天动地,就是一个人讲给一个人听,一颗心暖着另一颗心。
这一年,我们的“五老”宣讲团,一共参加了136次活动。史纪生大爷82岁,是团里最大的成员,虽说腿脚不好,但他每次都要主动扛着旗帜,从没缺席过;史光富大叔自费给成员们做了红马甲,说穿整齐了,精气神才足;刘春峰老师经常开私家车接送参加活动的残弱者,从未计较过油钱。
他们不是教育家,可我看着他们,觉得教育家精神就在这些人身上——不是挂在墙上,是走在泥路上;不是写在文件里,是弯下腰、伸出手、迈开腿。
今年,我加入了中华志愿者协会。孩子们问我:“老师,你是志愿者了?”我说:“我们都一样,都是志愿者。”
三十岁的泰州,正年轻。我也年轻。教育的路很长,我不急,也不担心。我有榜样在前面走——那些七八十岁还在骑自行车、还在雨中宣讲、还在仔细核实史料的老人。
他们用一辈子告诉我:教育,不只是老师的事情;教育,没有年龄的限制,是一辈子的事情。
我也想这样。站在讲台上,走在村庄里,守在孩子们的身边。把我的故事、他们的故事、我们这片土地上喜怒哀乐的故事,一直讲下去。
雨还会下,但我不怕湿了衣裳,也不怕跌倒,生命里需要这样的历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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