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民歌传唱，兴化的“茅山号子”由时尚的“文化乡愁”推波助澜，已从乡村旅游中的表演，放大到了“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
我出生并生活过十年的村庄，离茅山镇七八公里。“茅山号子”曲调，一点也不陌生，我对它的熟悉程度，是在生产队做农活时听惯的。我们村庄里每个生产队都有不少会“打”茅山号子的男人和女人，春天栽秧，夏天赶场，踏水车，耕田，挑担，掼把，媷草，皆打号子。与一般的号子不同，茅山号子有曲调。尽管简单到两三个旋律，但反复歌唱中也有高低和情感变化，而且茅山号子有歌词。词有现编和唱古两种，抒情兼叙事，甚至可以长篇叙事。现编的多打诨嘲骂，打情骂俏，词语鲜活，旋律较低；唱古的多长篇言情故事，如“梁山伯与祝英台”或“珍珠衫”之类，悲欢离合，旋律高亢。通常情况下，长篇在栽秧时，由一个妇女主唱，其他妇女应答，栽秧劳动时间长，适合唱古。男人夏夜踏水车，赤了大膊，月亮上来，唱几句短的号子歌，声音在河风中带着一些现世的苍凉。由于“民歌”在乡村属于自由歌唱，即使在我参加生产队劳动的“文革”岁月，茅山号子也没有断绝。
田野时期的“茅山号子”，其覆盖地域不出兴化圩南地区两三个乡镇，以茅山为中心辐射范围仅数十平方公里，我们村庄在茅山东面七八里路，再往东就没有这样的“号子”了。所以，茅山号子只是一个微小地区的微观风俗，说得文化一点，是蚌蜒河边乡村中一个小小社会共同体内部延传并保存的生活诗章。茅山号子在更大范围内的扬名，完全得力于1950年的“新民歌运动”。那场以政治宣传为目的的民歌运动，使茅山边上一个仅十来户人家的小村庄曹家舍，和曹家舍上一位叫朱香琳的农民姑娘成了名。时在1956年，北京举行“世界青年联欢节”，曹家舍的朱姑娘带着其他七位茅山姐妹，被临时选派随江苏歌舞团进京，在中南海为国家领导人以及社会主义阵营的青年代表演唱了茅山号子。这次偶然的庙堂演唱，使一个微小地区的民歌在中国无数民歌中获得一席之地，“茅山号子”作为草根文化，至此达到辉煌的顶点，其流风经久难灭。而曹家舍以“茅山号子”的“原生地”资格，成为当地的骄傲。
1997年，茅山镇较之本地区其他乡镇，最先意识到“乡土文化”的重要，这要归因于当时的镇党委书记李德珊。这在乡镇一级官员中并不多见。李德珊在茅山任上，将“文化兴乡”作为行政重点，在他主导下，编成一本地方文史读物《茅山古镇》，小册子中叙述了茅山号子的历史，并收集有当年在北京由朱香琳歌唱的茅山号子曲词。
自从本镇唱响“茅山号子”，镇文化站长蔡永明的文化工作有了新任务和新目标。他在退休前的最后十年，几乎所有时间和精力都花在搜集整理“茅山号子”上面，特别是为了使“茅山号子”顺利“申遗”，蔡站长内调外访，提供了有关“茅山号子”所需各种资料。2009年茅山号子“申遗”成功，蔡站长功成身退后，站长职位由他的儿子蔡爱方接替。小蔡继承了父亲的文化职务，也继承了父亲对茅山号子的热爱。茅山文化站连续多年成为泰州和兴化地区的文化先进和示范单位，活动重点不用说是组织“农民”演唱茅山号子，举办“茅山号子”大奖赛。茅山号子经改造，曲词仍有乡村和民间色彩，甚至歌手也还是曾经的农民，但已脱胎换骨为一种文化时尚。对此，蔡永明不无自豪地说，茅山号子上了中央电视台呢，在这位文化站长今天看来，茅山号子只有被时尚文化认同，才能重新显示它的价值。
当“茅山号子”正式列于国家非物质遗产保护名录时，茅山镇随之被命名为“特色文化——民乐之乡”。作为一个本地人，茅山镇致力于恢复地方传统，并且视地方文化为乡镇发展推动力，让我对乡镇社会的未来有了更多期许，但在田野上歌唱了千百年的“茅山号子”，就如《诗经》中的“风”一样，属于乡村社会的集体抒情，是乡村风俗中的“声部”，代表了劳作者内心语言，更反映了劳作者群体生活和共同关系，这是我们今天发现和认知“茅山号子”需要注意的地方。
行文最后，引一段“茅山号子”踏水车歌词：“牛角扳了两头弯，二十四个车拐随轴转，十二只脚板跟着翻。”这段不知唱于何时的歌词，语意漫漶，但似有寓意，时代与社会的轱辘，往哪个方向转，风俗和信仰的两头，正是观察的两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