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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生中，有三座图书馆在不同的年代曾给过我非常有力的帮助。
我是恢复高考制度后的第一届大学生，此前已在一家工厂做了四年多的工人。1978年的春天，我进入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读书。经历了那段基本不要读书便能混个初中甚至高中毕业的岁月，所以这时候的学校图书馆，对于我们这批来自工厂、农村（当然也包括为数不多的应届毕业生）久不读书的年轻人，无异于沙漠中萎靡困顿的旅者一下见到了大片青翠欲滴的林木和伸手可掬的汩汩清泉。每天正常的课程一结束，同学们都不约而同地往图书馆跑，害怕去晚了找不到座位。除了借阅一些现当代作家的作品集带回宿舍看，我记得较多光顾的是期刊和报纸的阅览室。对一些彼时较为热门的作家的新作会较为关注和认真阅读，比其他同学可能多做的一件事是，我会用笔悄悄记下某本期刊或某张报纸的详细通信地址，以供自己投稿之用。
进入大学读书之前，我已在国内有关报刊发表了不少诗作，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已分别为我出版过两本儿童诗集。读大学以后，眼界逐步开阔，尝试写作的文体形式也慢慢有所拓宽。从阅览室里接触到的一些报刊，我针对相关栏目对稿件的要求，将自己写出的不同类型的稿件，有的放矢地投给这些报刊。一段时间以后发现有较高的命中率。比如当时有一张《安徽青年报》（共青团安徽省委主办），它的副刊上会发一些知识小品和古诗词鉴
赏的文章，我投了相关的稿件过去，责任编辑很快给我写了亲笔信来，希望我持续不断地给他们供稿。这位编辑后来还专程从合肥来学校看我，彼此成了很好的朋友。他后来调安徽人民出版社主持青少年读物的编辑，还约请我给他们写过一部书稿。再比如办在天津的一本《散文》月刊，杂志的主编叫石英，是一位很著名的作家，我给《散文》投稿，他好几次选了我寄去的作品给予发表。一段时间的通信后，彼此建立了很好的信任感。他将自己那几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和散文集给我寄来，我和我的同学课余时间分头阅读，并在文字上进行合作，为石英老师的新著写出过几篇书评，印象中曾在河北的《文论报》和山西的《名作欣赏》等报刊上发表。
还记得1981年的夏天，我借助于在学校图书馆查找资料和相关阅读，完成了我的毕业论文《试论冯雪峰早期的诗作》。这篇一万多字的论文我投给了四川省《南充师院学报》，很快即获发表，后来还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做了转载。
1982年春天，毕业后的我被分配至扬州所辖江都县工作。先是在团县委干了两年，负责宣传方面的工作；1984年初，县里进行体制改革，启用了一批年轻干部。文教分设，成立了文化局，任命当时只有29岁的我担任江都县首任文化局局长。当时的文化局管理的行政事业单位有文化馆、图书馆、影剧公司、新华书店、剧团、文化实业公司等。江都图书馆于是成了我经常要去视察的工作部门。图书馆的十几名干部，我和他们每个人都做了贴近的交流，和他们一块商量工作，探讨发展中需要解决的相关问题。工作以外我也会到馆里的阅览室翻阅一些报刊，读一点自己喜爱的文学作品，让精神获得放飞。图书馆几位年轻的同志会同我主动谈一些他们的心里话，说一点对未来的期许。大学毕业、富有创新意识和实干精神的小王，后来由我提议担任了图书馆副馆长，还有的成为负责某一方面工作的技术骨干。阅历丰富的周馆长每次同我接触，除了研究工作，也会主动关心我的业余写作，得知我读大学前出版的那本诗集自己连一本样书也没能留存时，特地把馆藏的两本借出一本给我。这件事让我十分感动。
我1987年夏天调来南京后，一直从事期刊和图书的编辑、出版工作。真正和图书馆有所接触，是在我退休后的这些年。经老朋友徐廷华先生的介绍，我与建馆已近百年的金陵图书馆有了不少留下美好记忆的互动。当读到金图主办的《阅微》杂志时，确有眼前一亮的感觉，她的开本、版式和栏目设置以及所选文章，都弥漫着一种清新雅致的书卷气，令人迷恋。几年里我一直主动积极地给这本心仪的杂志写稿，成为她的忠实读者，并为她写了推荐文章，在《江南时报》《扬州晚报》上发表。
非常感谢金图的领导李海燕副馆长和《阅微》的几任执编卜璐、汪然、范蓉蓉等对我在写作上的支持——由金图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四卷本《阅微文存》选用了我的两篇习作；去年6月下旬我的新书《安静做最慢的事就好》在南京的首场分享活动被安排在金图成功举行；金图几次精心设计的文创产品我都很荣幸地获得了馈赠……
上述三座图书馆在我人生前行的路上，都程度不同地给了我以切实的帮助。为了表达内心的这份感恩，我在2023年冬日将自己历年来出版的多种个人著作以及多年来收藏的国内数百位作家的签名本图书，分赠给了我的母校扬州师院图书馆、我曾经工作过的江都县（现改为区）图书馆和近年来给予我特别关爱的金陵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