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老家那地方,过去,一般农民家庭的孩子,都称父亲为“伯伯”(第二个字发第三声)。有文化的家庭,如老师、医生家的孩子,则叫爸爸。我中学毕业回乡务农,十八岁被乡亲们推荐当了生产队会计,后又兼任大队团支部书记,并作为村培养对象,是村里少有的高中生,总感觉喊伯伯太土。不知是何原因,有了这个感觉,“伯伯”便再叫不出口,想改喊爸爸。但喊之前,我得征求一下父亲的意见。父亲说:“你拉倒吧,我们这里都这样叫,你突然改口,街坊邻居还以为你读书读坏了脑子,真成了呆小呢!(呆小是我的乳名),我一个种地的,你叫我爸爸,洋不拉几的,又不能当饭吃。”伯伯喊不出口,爸爸又不能叫,更不能直呼其名,所以,多年以来,我对父亲就免了称呼,有时公开场合,就喉咙里咕噜一下,或有话说话,他也不和我计较。
此后,我参军、入党、娶妻、提干、生子。因为我在无锡当兵,平常也没有多少机会和父亲见面。1991年大忙后一天,父亲让人带信给我,要我帮他在无锡哪个菜场找个卖水果的摊位,他要自食其力赚几个养老钱。
这事我也没太放在心上。可是没几天,父亲真的一根扁担一副箩筐,从兴化来到了无锡。箩筐里是他的铺盖和一捆装化肥的蛇皮袋。父亲很固执,我多说无益,只好请工商朋友帮忙,先帮助找摊位,然后去领临时个体工商户执照。父亲怕影响孙女学习,自己出去租了个仅容一个人住的房子。他闲不住,才等了两天,执照还没有下来,他就自己已经悄悄打听到锡澄路瓜果批发市场,选了一百多斤橘子苹果,装了两蛇皮袋,自己挑着从小路走了十几里地,来到我办公室不远的露天菜场售卖。
我是消防兵,当时大小也是个干部。那天,我正好和战友们下工厂检查防火,老远看到父亲佝偻着身体,蹒跚着脚步,挑着担子不断地避让着行人,我的泪水一下子就下来了。战友们看到了,也是眼泪夺眶而出。可能他们想到了自己的父母。大家迅速走上去,接下父亲肩上的担子。大汗淋漓的父亲看到我们,像犯了错误的孩子似的,手脚都不知道往哪里放,嘴里咕哝着“丢脸啦,丢脸了。”我想喊一声伯伯,就是喊不出口,只是哽咽着低声说:“儿子让你受苦了。”
这件事不久,父亲和我说,我不卖水果了,在这里影响你,家里责任田也丢不开。但我哪里知道,此时父亲已经沉疴在身。他只是不肯麻烦儿女。到家后,他还硬撑着等新麦上了场,秧苗插上田,屙血倒下了,才去看医生。
我见到父亲时,已是几个月之后,病床上的父亲骨瘦如柴,癌细胞已转移。当时,我的岳父也已经中风卧床多年,1993年7月13日,岳父临终前,我请假回乡探望。父亲对我说:“我和你丈人早就说好了,咱俩一起走。他年长,先走一步;我年幼,随后走。你是公家人,不能耽误你的工夫,让你们跑来跑去。你丈人走了,我的寿限也到了。”我想说“伯伯,不要瞎说”,但伯伯二字仍没有说出口。
我的岳父去世当天,父亲让我喊理发师傅,又让我烧水给他洗澡。洗澡时,他只肯让我给他拿好长桶,把水倒好,坚持不让我给他擦背。他是不愿让我看见他瘦得不成形的身体。洗好澡,他指指床下,让我挖出一只瓦罐,里面是他卖水果赚下的800元私房钱。看到这一切,我忽然想起了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一幕。那一年,父亲在扬州邵伯湖工地上挖河渠,有人带信给他,说你儿子快不行了。父亲立马放下手中的扁担泥筐,和带队的打过招呼,背上省下的三斤大米,天寒地冻中,一双草鞋日夜兼程一百多里,硬是走回家中。后来父亲告诉我,这三斤米,一共煮了十八小碗米饭,每天一碗,终于把我救了过来。想到这里,我泪水淋漓,心在流血,脱口而出喊了一声“伯伯!”伯伯摇了摇手,面露笑意对我说:“真是个呆小。”
三天之后,我的刚满六十二岁的伯伯追随他的亲家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