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屋墙角那只红漆木箱，箱盖一掀，有股陈年的樟脑混着旧纸的味道。最底下，压着一张一九五八年的婚书。纸是那种旧了的薄荷绿，像春天刚发的柳芽，被岁月洇得发黄，摸上去却还是软的，不像现在的纸，脆。
纸上画着麦穗、石榴、牡丹，笔触很淡，像是怕惊动了什么。上面一方红印，“江苏泰州市人民委员会”，字是繁体，一笔一画，规规矩矩。日期是“一九五八年九月拾壹日”，那几个字，墨色深些，像是那天的阳光，一直留到了现在。
父亲大母亲七岁。那年头的婚事，简单。同一个单位，有人提了一句，两人一走动，看着都是实诚人，能过日子，就成了。没什么彩礼，公房公物，一领新席，两床新被，一张纸，两个章，这辈子就钉死了。
母亲是个勤快人。天还黑着，医院宿舍区没一点动静，她房里的灯就先亮了。窸窸窣窣起身，添水、生火，粥香飘出来的时候，天才蒙蒙亮。而白天在单位她也不落后。晚上回来，洗衣、拖地、擦抹，等我们都睡下了，她就在电灯底下纳鞋底、织毛衣。那“哧啦”“嚓嚓”的声音，是夜里最长的回响。她的衣裳，大众面料，可总是洗得干净平整。一块碎布，一根线头，都舍不得扔。可她对父亲，对我们，是掏心窝子的好。过年杀只鸡，她一筷子不动，全夹给我们，最后碗底剩下点汤，才自己喝下去。
父亲话少，但做得一手可口的饭菜，全家三餐四季从采购到清洗再到炒烧煮，他一人全包下了。母亲有时候心里烦，总会在吃饭时嘟囔几句，父亲就捧着茶杯，静静听着，不插嘴，等母亲说完了，他便起身去加热一下凉了的菜，或是默默把锅碗瓢盆收拾、清洗干净。
他们一辈子没说过什么“爱”呀“疼”呀的话，但如果冬天父亲从单位下班回来，手冻得像胡萝卜，母亲一定早早烧好了一盆热水端到他跟前，让他泡泡，再从锅里盛出一碗热粥。而父亲每次出公差回来，兜里常常揣着一块大白兔奶糖，或是几块糕点，悄悄地塞给母亲。夏天蚊子多时，父亲就坐在床边，拿一把蒲扇，慢慢地摇，直摇到母亲睡熟了，他才停下。院子里，常看到母亲在前面走，父亲在后面跟着，一个浇水，一个拔草，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了。
后来我们兄弟俩大了，各自成家，日子好过了。他们还是老样子，一盏灯，舍不得多点；一碗剩饭，舍不得倒掉。父亲老了，腰弯了；母亲也老了，眼睛花了。两个人每天在老屋里，一个搬个小凳择菜，一个拎着个水壶浇花。他们不怎么说话，但你看我一眼，我看你一眼，就够了。及至傍晚，两张竹椅并在一起，看太阳一点点落下去，把天边染成橘红色。
他们就那么坐着，好像要从天黑坐到天亮。
母亲是先走的。走得安静。那天之后，这屋子就空了。父亲变得很慢，很静。他还是按时起床，擦桌子，扫地，只是在母亲常坐的那张竹椅上，还搭着那条旧围巾。吃饭，他摆两双筷子，一碗给母亲，一碗给自己。那碗饭，他常常端起来，又放下，吃不了几口。他更多的时候，是坐在门口，望着那张空椅子，一看就是半天。一百多个日子，他就这么坐着，像一尊旧了的石像。
又过了四个月，一百二十天。父亲也走了。他是去找母亲了。
近日，准备对父母的老屋装修。在整理老物件时，我又翻出那只红漆木箱，在最底下，婚书的旁边，摸到一个铁皮盒子，扁扁的，生了锈。打开，里头不是金银，是些顶顶平常的东西：几枚顶针，一小卷各色线头，还有一张压得平整的大白兔糖纸，亮晶晶的，竟没怎么褪色。
看见这糖纸，我就想笑。这准是父亲给母亲买的。我记得有一年冬天，父亲从上海出差回来，手插在棉袄最里层的口袋里，半天不拿出来。母亲在灶台边忙活，问：“买了啥？”父亲不说，脸憋得有点红，像庙会上卖的糖葫芦。直到母亲把饭菜都端上了桌，他才慢吞吞地把一只手伸出来，掌心里，躺着那块大白兔奶糖，被他的体温焐得有些发软。
母亲接过糖，嘴一撇，说：“老都老了，还吃这个，费钱。”可她转身就把糖含在了嘴里，腮帮子鼓起一个小包。她同时掰了一半，硬塞进父亲的嘴里，说：“一人一半，甜都甜，苦都苦。”
父亲含着糖，嘿嘿地笑，嘴里的热气把眼镜片哈白了。他不说好吃，也不说不好吃，就那么慢慢地嚼，好像那不是一块糖，是天底下顶金贵的东西。
我把那张奶糖纸凑到鼻子底下闻闻，什么味儿也没有了，只有一股陈年的木头味。可我闭上眼，好像还能看见父亲和母亲，一个在灶台边忙活，一个在门槛上坐着织毛衣，一人嘴里含着半块糖，不说一句话，可那甜味，却从嘴里，一直甜到心里去。
恍惚间，我的眼光又凝视在那张婚书上。纸还是软的，颜色还是温的。上面的麦穗、石榴，好像还在长。六十四年，父亲母亲，就像两棵挨着的树，根缠在一起，枝叶也交在一起。活着，在一个锅里吃饭；走了，在一个土堆里安眠。
这大概就是最好的姻缘吧。没什么惊天动地，就是日子，一天一天，踏踏实实地过。过到最后，连死，都要约好了一起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