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12月11日至12日,我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稀里糊涂地走进1977级考场,结果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正在闷闷不乐之际,又传来1978级高考将于当年暑假举行。
在那段枯燥与压力汇集的时光,我深知,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要么考上,要么放下,开弓没有回头箭。
晚上,我反锁房门,紧闭窗户,赤膊上阵,独自复习。煤油灯灯火摇曳,蒲棒火若明若暗,只有蚊子在昏暗中载歌载舞。肚子饿了,用开水泡脆饼充饥。最难熬的是下半夜,容易犯困,于是在桌下放一盆凉水,困了就把两只脚放在盆里,手里还可以继续看书,直到东方既白……没有专门老师进行辅导,我心里总是感到不踏实,不知道学习方法和路数对不对。幸好那时候母校口岸中学开设高考辅导讲座,班主任兼数学老师王敬明先生和语文老师朱正先生都带信要我去听课。
不久,接到镇江舅舅的来信,要我去他家复习几天。舅舅是1950年代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高材生,时任丹徒县文教局副局长,器宇轩昂,和蔼可亲。他帮我讲高考作文,指导我如何立意,如何选材,如何行文。我现场写,他现场改,评点互动,使我茅塞顿开,受益无穷。舅母是小学老师,温文尔雅,端庄贤淑。她帮我复习语文基础知识,如汉语拼音、改错别字、遣词造句,讲得头头是道,使我深受启发。她讲“挑扁担”句式,现在看来很简单,但在那知识荒芜的年代,却很新鲜,也很有用。
那时,时霙表妹和时霖表弟还在上中学,也都为我加油鼓劲,使我非常感动。特别是舅舅同我促膝长谈,赏识有加,点燃了我希望的火焰。虽然只有短短一个星期,但在我人生转折点上,却显得至关重要。直到现在,妻都常对我说,真正欣赏你的、器重你的,还是你的舅舅。确实如此。
临考之前,养殖场郭书记和刘场长一起找我谈话。教育我要“一颗红心,两种准备”,重整旗鼓,披挂再战,为全体知青争光。语重心长,感人肺腑。父亲和母亲更是寄予厚望。1978年7月20日至22日,赤日炎炎,酷暑难当。我带着钢笔和准考证,走进口岸中学考场,参加全国统一考试,如临大敌,挥汗如雨。
除了数学感觉不好,外语胡乱做做之外,政治、语文、历史和地理,感觉还真不错。
当时高考由地级市统一阅卷,一位参加阅卷的老师回来告诉我,拆卷后统计分数和各地成绩,我的政治、历史和地理3门成绩,在扬州地区还名列前茅呢。语文试题内容早已忘光,只记得作文是“缩写”,相当于时下流行的给材料作文。原文是《速度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很长,1700字,要求缩写成短文,不少于500字,不超过600字。我霎时傻了眼,因为我从来没有写过“缩写”体裁作文。好在那时经常提“纲举目张”,我紧张地在关键词句上画浪线,然后将它们有机串联起来。写好后,又一字一字反复数着字数。
虽然既不明白“洋冒进”为何物,更不明白“资产阶级司令部”怎么破坏了高速度,但是“缩写”后的文章还算文从字顺。我暗自欢喜,估计能够考上,似乎又没有十足的把握,心中总是忐忑不安。家人和领导问起,我总将“一颗红心,两种准备”挂在嘴边。这次填写志愿,接受上次教训,第一志愿报考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其他志愿胡乱填上北京大学考古系、南京大学地质系和华东石油学院勘探系之类。心想,我是不怕吃苦的,上什么大学都行,只要能够录取就好。
高考之后,我又满腔热忱地沉浸在纯真而忙碌的日子里。父亲连续查了一个多星期都杳无音信。
谁知有一天,我正在大队部开会。突然,邮递员张老挎着邮包,挥舞着一个大信封,风
风火火地冲进会场,大声喊道:“孙建国,录取通知书!”我愣了一下,连忙起身接过来信。
信封上龙飞凤舞地写着“泰兴县口岸镇龙窝大队孙建国同志收”,后来才知道是我们78级辅导员刘从富老师的手迹;信封右下方印着大红的“扬州师范学院”字样,下面还是刘老师的字迹:“中文系缄”。我惊喜地打开信封,抽出一张盖有扬州师范学院红色大印的《江苏省高等学校录取通知书》。
郭书记走上前来,紧紧握住我的手,兴奋地说:“祝贺你,小孙!”这时,全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我再也止不住自己激动的心情,任泪水“哗啦哗啦”地打湿了衣襟。
后来才知道,1978年全国参加高考人数610万人,录取人数40.2万人,录取率只有7%。当年,口岸中学高考补习班3000多名考生,考取大学者寥寥无几。
1978年10月18日,我启程前往扬州报到,父母亲和全家到口岸汽车站送行。从此离开插队的地方,离开我可爱的故乡,开始了全新的生活。临行前,我去告别诸位“插友”。我又听到大江东去的涛声和千帆竞渡的汽笛声;我又看到不远处江堤上,一排巍峨挺拔的银杏树,一抹抹金黄颜色呈现在半空,它们就像成千上万只蝴蝶,在半空中飞舞,飞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