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不守时的人，不是没有集体观念的人！”那天，面对一车同行驴友，我委屈地大声为自己辩解。
那是两个月前，韩国旅游途中，我因比地导指定时间迟到几分钟上车，被一个气势汹汹的人堵在车门前指着鼻子呵斥。
我气冲冲上车，急忙辩解，但具体原因却羞于启齿，没有明说。
只因我曾是一名癌前病变患者。
也曾全身心致力于自己钟爱的事业，苦并快乐着的我，即使365天不休息也毫不在乎，因为我有必备条件：无大病，是从不进医院的强健者。
后来，我在苏北医院兼职，依据院党委指示，创办每月一期的院报。独自一人，集采写、编辑、画版、校对于一身。出乎意料的是，在此期间，被活检出癌前病变，进行了一场大手术。
那场大手术，让我成了少了子宫、卵巢、胆囊3个器官的残缺人。
当然，与不少患者接受的大手术相比，我的病情只是小巫见大巫。但治疗手段有点恐怖，我被纵向剖腹切出约8寸长的大口子。
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手术持续了一个上午，直至下午两点多钟，术后我第一次睁开双眼，朦朦胧胧中，疑惑地问自己：“我在哪儿？只能平躺着不得动弹？”
最难熬的是术后那3天，虽然用了镇痛泵，可那钻心之痛，让我痛不欲生。每到夜晚，就想吞下一瓶“安定”，一走了之。妇科王大夫笑着对我说：“安眠药我是不会给你的！忍忍吧，慢慢熬过这一关，一切都会好起来。”那几天，多亏有老公、国内儿媳、妹妹朝夕陪伴，还有老爸大清早的探望，让我的情绪渐渐稳定了下来。
3天后，领导、同事、亲朋好友一批又一批来医院看我。
几近搁浅的生命之舟，烙下了太多太多的热忱与关爱，收获了太多太多的人间真情，岂能不负责任地拂袖而去？何况瘤子切片化验结果与术前活检一致，只是处于癌症边缘状态，难道我就如此懦弱？
再想想1974年，我曾患脑型疟疾，高烧不退，昏迷不醒，经超剂量中药的抢救，死里逃生，约半年时间完全失去记忆。恢复记忆后的我，有了不错的工作，在扬州地区孤山煤矿有了国家干部编制。后来欣闻恢复高考制度，为圆自小便有的大学梦，还是毫不犹豫报名参加了高考，初考总分在当年的扬州地区13个县市拔得头筹。我不顾矿党委书记劝留，执意去读书。
回顾那些磨难与感动，我坚定了与病痛格斗的信心。
术后28天，放疗科张主任来病房：“你与家人商量商量，是不是要放疗？最好放疗一下，以防万一。”保险起见，我还是接受了放疗。接受放疗的一个多月里，无痛无异样，只是感觉身体轻飘飘的，无力正常走路。
毕竟刀口太大，放疗后免疫力大降。术后5年，丹毒、头顶带状疱疹、髋关节炎等等不时来袭，发烧挂水，住院治疗的次数已不想再数了。
我努力屏蔽那场大手术。只是隔三岔五，说不准哪一天，腹部阵发性小痛，在洗手间一待至少半个小时，直至腹泻才算罢休。
这个“待遇”，拜腹部放疗照光所赐：肃清被圈小范围癌细胞的同时，肠胃也受损，以致功能失调，腹部大痛的肠梗阻一度每年闹腾一次。去美国探亲时，还因腹痛难耐，住过一次院。
这个“待遇”，不仅让我痛苦，也令我尴尬。我曾在纽约满大街各个店铺寻找洗手间，幸好有所防备，穿的是黑色裙子，最终还是在洗手间待了半天，搞得自己狼狈不堪。
放疗以后，不管在家在外，因为实在难以控制，哪怕咫尺之间也赶不及，于是我被迫扔掉难以计数的内裤。
有一次出游3日后，回家第一天，如厕多达10次以上。每遇这种让自己厌恶的麻烦事，我总是很阿Q：排毒功能比一般人强呢。外出回家，总要将外面带回来的病菌随排污扫除殆尽。
这般境况，说全然不恼是谎言。尤其在那防不胜防地突然袭击的时刻，真觉得这副皮囊像漏了气有了洞的筏子，公众场合不时让我狼狈得失去尊严。偶尔也气得咬牙切齿，然恼过后，那漏洞依旧我行我素。如之奈何？只有擦拭干净，整理衣冠，带着一点讪讪地、却也宽容自己的笑意，继续往前走。
家有医生的妹妹常劝我去医院好好检查一番。我也去查过问过，放疗专家咂咂嘴，摇摇头，含糊其词，说不清楚，并不能给出有效的根治方案。于是我只能自我安慰：扔的内裤越来越少，症状在慢慢缓解呢。
总体而言，放疗后恢复期是长了点，但毕竟在一点一点走向光明。我从不把它太当回事。我用我的兴趣爱好：读文、唱歌、朗诵、跳舞、弹琴、旅游等，将每天日常时间安排得满满当当，无暇念及所有不快。
如今，将近20年过去了。近几年在国内旅游，不时跟着比我年轻的人快乐地爬山。说来也怪，旅游途中，已少有那种急于如厕的尴尬。如此推测，两个月前在首尔时，可能因饮食问题，令那少有的症状发生了。
我想准时上车，可突然要如厕，因此被驴友指责，我自然要辩解。虽无法言明，终究不得圆满，但我相信，终有一天，我会彻底告别那些风雨，顶开冻土，长出一身新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