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丰乐舍的故乡的老屋，随着父母的离世，于去年秋日的一个早上，悄然消逝。
茅草顶，青瓦檐，七五墙，木格子窗……即使闭上眼睛，我也能描绘出舍上那座老屋的模样。
其实，这座老屋，还算不上最老的老屋呢!
记忆中，我9岁之前，都是和父母一起，生活在祖父母的祖屋里，那真是三世同堂、十来口人合住的好大的一个家呢！
后来，在舍上做大队长的父亲，终于下了决心，要建屋另住了。
从舍上白茫茫的水田田埂上，挖来一块块土坯，请河西的四叔，精心地垒起一面面土墙，再请舍上朱姓木匠，用一根根结实的杂材棍子、毛竹尾子，立起柱，架起梁，钉上架竹；然后，铺上柴箔，乱上穰草，一舀子一舀子的，用烂乎乎的河泥抹平；再请舍上姓徐的茅匠，一把一把，盖上金黄金黄的稻草……这样，两间草房，也就建成了。
那是1963年，我和父母，第一次，在距祖屋二三十米的新屋里过年。这新屋——也是我和我的父母住过的最老的老屋了，直到1975年的春天，这座稻草檐、土坯墙的老屋，才被茅草顶、青瓦檐、七五墙、木格子窗的新屋所替代。
为了这一替代，我的父母，有如高晓声笔下的“李顺大造屋”，含辛茹苦，准备了差不多12年……
那青砖，还有青瓦，是父亲去七八里外孙王和沈家的窑厂上买的，青砖三分钱一块，青瓦三角一片；五千块砖，三百片瓦，用水泥船前后装了三趟。
其时，父亲已经从丰乐舍调到离家3里路的水产村，还是任大队长，不同的是，从原来的拿工分，变成了拿工资，每月26块钱。
那立柱架梁的一根根木材，则是父亲一趟趟去大冈，求我那在镇上做干部的大舅买的。那是计划经济时代，买紧俏的物资，总得批条子，求人办事，脸难看、事难办，其中的辛酸，可想而知。
至于盖屋用的茅草，得在严冬，去百里之外大丰的海边去割，风餐露宿，苦不堪言。而把这造屋的材料，一应俱全的时候，时间，已经过去了十年。
到了1975年的春天，我在高邮师范读书已经是第二个学期，学校安排我们到宝应县大运河畔的农村开门办学。
一个春光明媚的早上，我吃过早饭，刚准备和同学们一起下地劳动，邮递员送来了一封父亲寄来辗转了好几天的挂号信。
信中，父亲告诉我，新屋已经建好，茅草顶，青瓦檐，七五墙，木格子窗……
为了让我看得明白，他还用铅笔画了一幅房屋构造图。看着这信，我能感觉，父亲的脸上，流淌着的春天般舒心的笑意……
后来，我在舍上的这幢新屋里,娶妻，生子；到了春节，或是假日，一家三代人团聚，暖意融融，乐意融融。
那茅草顶、青瓦檐、七五墙、木格子窗的房屋，也是那时那地我心中的骄傲……
11年后的1986年，我在工作的小镇，建了新居。虽说过年过节都在小镇，可舍上，我也常去；舍上的老屋，也是常住，特别是到了五黄六月麦场头，帮助年迈的双亲，收获，或是播种。农人的儿子，理当和父辈一起，分担劳作的艰辛，分享丰收的欢乐。
关于舍上，关于老屋，我写下了许多的文字，分别在省报、市报、县报的副刊上发出。
2007年的初冬，我的第五本散文集出版，挚友慧骐，和他的夫人梁萍老师、他们的爱女雪妮，一起来我们水乡采风，顺便让雪妮为我的那本《在炊烟和牧歌里》的新著插图。
这就是印在我的散文集《在炊烟和牧歌里》的封面上的照片了，照片上绿树环绕青砖砌墙青瓦倒檐的整整齐齐的茅草房，便是我在那个叫做丰乐舍的故乡的那一幢老屋了；那两个七八十岁仍精神健旺在忙活着的老人，正是我平安而又自在地生活在我可爱的故乡的我亲爱的双亲。
真得感谢小雪妮，这位南京艺术学院的高材生，独特而又独到的创意……
随着我的亲爱的双亲先后过世，舍上的老屋，也衰微破败，摇摇欲坠。
去年秋天的一个早晨，舍上的村会计爱忠，在电话里问我，有白驹附近专门拆旧房的作业队，拆下来的砖瓦材料抵劳务费，你这舍上的老屋拆不拆？
我思虑良久，和爱忠说，还是拆了吧！省得看到它破败的样子，心里不是个味儿……
曾读过这样的一篇散文，“没有了父母的老屋，我便成了故乡的客人”。
而我呢？没有了父母，亦没有了老屋，我也就成了故乡的舍上，那碧蓝的天空中，一只失了线的风筝；屈曲的绿水上，一叶漂泊着的浮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