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时，每到中秋节前，古镇季市各家各户炊烟缭绕，大街小巷散发着阵阵油香。随意踏进邻舍，映入眼帘的便是那飞碟般的涨烧饼。
我喜欢看母亲做涨烧饼。钵里倒进面粉，加入酒窖水，用筷子使劲地搅拌，存放十数小时后，和面起孔发酵上涨。母亲把灶膛里塞满柴草，点燃火，待铁锅微热，沿锅倒一圈豆油，油四散滋润全锅，再撒一层芝麻。随即把和好的面倒入锅中，盖上木板锅盖。这些程序，母亲做得那么娴熟、利索，仿佛轻车熟路。然后，她便坐到灶门前，拨弄着灶膛里的火势。我蹲在母亲的身边，如醉如痴地看着。
整个程序精细、繁琐，用文火慢烧，不时开锅，沿锅壁倒入油水。待朝上一面凝固后，用铲将烧饼铲起翻身朝下，再倒入油水慢烧，约两小时后饼才能熟。母亲花上一天的时间，只能做上三到四个涨烧饼，她说涨烧饼的好坏全在于火功，心急的人只能是外焦里生。涨烧饼出锅了，满屋子香味升腾，母亲切一片递给我，我狠命地咬一口，便觉口舌生津，唇齿留香。这是我吃到的最好的涨烧饼，里面有枣泥、猪油丁，甜味腻人，它的香味永远盘踞在我记忆的最深处。母亲温情的姿势也永远定格在我童年的梦里，清晰如昨。
我在东街曾见过最大的涨烧饼，竟有小圆台面那样大，直径足有两尺多长，形状酷似天外来客——飞碟。出锅后足够10个壮汉饱餐一天，堪称季市一最。
市场经济的大潮推动季市涨烧饼创新发展。而今，涨烧饼的“身份”变了，它已不是单纯的风俗食品和应时节礼，它成了商品，成了一种产业。现在走进季市大街，可以发现几十家在做。烘烤的锅子改用模具式的平底铁锅，涨烧饼的形状彻底地产生了变化，它不再是大大小小的“飞碟”，而是“规范化”了的面饼，为了方便顾客携带，使其小型化，一个只有2斤多。还有更小的，一个仅有一两重，较大的平底油锅里有五六只直径10厘米、高度5厘米的圆形模具，师傅手持不锈钢小勺，将浓稠的酵面舀到这些圆筒中，不消一分钟，浸漫在热油中的酵面由于高温的作用迅速膨胀成型，师傅把小圆筒移开，
再把成型的小饼翻身，随即一个个起锅，圆溜溜，金灿灿，香喷喷。
靖江老岸上的人把季市涨烧饼统称为酵烧饼，殊不知酵烧饼和涨烧饼是有区别的。虽然都是发酵做成的面饼，然而涨烧饼拿着不变形，掉在地上翻滚着能不破碎不走样。酵烧饼比涨烧饼薄得多，它没有涨烧饼那层金灿灿的“皮衣”，比之涨烧饼就显得松软稚嫩。
到城里工作后，每逢中秋节前两天，年逾古稀的父亲风尘仆仆从季市骑着自行车，送来几个涨烧饼，叮嘱我送亲友，但无论是外形还是品质都不可与母亲当年亲手制作的相比。
如今，母亲驾鹤西去十多年了，父亲也相继离世。每逢中秋节我便会想起二老，脑子里掠过母亲美丽的身影做涨烧饼的一情一景，陡生津液，仿佛母亲做的涨烧饼仍在口中咀嚼，回味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