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清早，风都是河滩苇草带出来的凉气。
天刚蒙蒙亮，母亲就挎起竹篮往河边走。她一辈子认一个理：带着隔夜露水的苇叶，包粽子不容易破。我和姐姐跟在后面，踩着湿凉的泥土。母亲站在苇丛里，只挑青嫩肥厚的叶子，枯黄的、细弱的都随手丢掉。两指一折，苇叶脆响一声，落进篮里，干净利落。回去的路上，她总要拔几株叶尖发红的菖蒲，随手递给我：“挂门上，保家里平安。”那时候年纪小，听不懂“平安”二字的分量，只记得她说话时的神色平淡温和。
后来我外出读书、工作、安家，常年住在城里。前后几次接母亲来城里和我们一起住，她总感觉不习惯，楼房层次低矮，当时房子又小，路上车流日夜不停，邻居互不往来，我们工作又很忙，往往早上出去，等到夜里她睡觉了才回来。母亲曾与我说：“在你这儿住，像坐牢一样难受，我还是在乡下过惯了松散的日子。”她放不下房前屋后的田地，也放不下左右串门的乡邻，更放不下每年端午采苇叶、包粽子的琐事。
每年的端午前两三天，母亲必定准时打电话，声音沙哑平缓，永远是同一句话：“叶子摘好了，菖蒲挂好了，有没有空回来吃粽子。”她平日里心性淡然，闲聊时曾说过，人老了，走得痛快最好，不拖累儿女，否则自己也受罪。我当时只当是寻常闲话，没有往心里去。
那天，她照旧天不亮出门，踏露采苇，然后回家淘糯米、洗红豆、理棉线，从头到尾把包粽子的活做完，晚上将一大锅粽子焖在土灶里。然后洗澡净身，又去看了刚出锅的粽子，她先拿了一个，咬了小半口。那段时间她牙口不好，往常都会细嚼慢咽，那天只咬一口，然后对二哥二嫂说：“我先回房休息了。”二哥二嫂在院前掼麦子，看她只是疲累，没多想，任由她回房休息。
傍晚农活做完，天擦黑，家里人喊她吃饭，屋里没有动静。推门进去，母亲平躺在床上，已经没了气息。右手还捏着那个咬过一口的粽子，枕边搭着半片干枯苇叶，嘴角粘了一粒糯米。灶间粽子热气未散，满屋子都是粽叶和糯米的香气。
从那以后，家里再没有像样的端午。
妻子每年照旧按老法子包粽，用料、手法和从前一模一样，味道不差分毫，却总少了一层暖意。我学着母亲的样子，给孙女系端午五彩绳。孩子问我系绳子的缘由，我一时答不上来。那些母亲随口说的端午旧俗，年深日久，都淡忘了。
又一年端午，我独自走到儿时的河滩。露水依旧沾脚，苇叶划过手背，触感和几十年前没有差别。回家包粽子，我下意识抓了一颗冰糖埋进糯米里。这是母亲多年的习惯，我自己早已记不清什么时候刻进了骨子里。
孙女盯着米缸发问：“爷爷，为什么要放冰糖？”
我摸了摸她的头顶。院外风吹苇叶，清苦气味飘进来。想起从前母亲用雄黄在我们额头画“王”字，年年采红尖菖蒲，所求从不是外物，只是一家人安稳度日。
而今每当过端午节，我总会想起离世的母亲，想起儿子未能尽孝的痛，这种内心的痛，一触即生，变成伤的泪。
过往没有消散，而是藏在了苇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