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姨娘

我出生在外公家，六岁随母改嫁到另外一个地方的新家。几十年来，我老是极力追忆当时的情景：小姨娘跑到我身边，泪水在她的眼眶里打转，弯下腰贴近我耳边轻轻柔柔地说：“以后要听妈妈的话。”然后到旁边和母亲嘀咕着什么，我走近时她们的声音就低下来。后来我们走出去老远，小姨娘还站在她家后面的竹园里遥望着我们…… 小姨娘是我大外公也就是我外公的哥哥的女儿，房子靠在外公家东隔壁，共山墙。按照现在的说法，小姨娘可称为白富美，大外公早年闯荡香港做裁缝，后来一直定居在香港，一个哥哥又在大队村办厂跑外勤，自己长得也讨人喜欢。我一直想写写她，可真要动笔时，却发现，关于小姨娘我其实知道得很少，她不过在我童年中一闪而过。 记得我们住到新家不久，有一位妈妈的发小嫁到江南，我们去吃喜酒，那次真是奇了怪了。我一坐上摆渡船，就头昏脑涨，浑身无力，到江南上岸时，路都走不动了，妈妈和小姨娘就轮换着背我。酒席上有一碗倒扣的半圆形酱红色菜肴，小姨娘抢先用筷子从中间拨开夹了一块放到我碗里，原来是一大块薄片红烧肉，江南人称梳子肉，香气扑鼻，味美可口。要在平时，我起码干它两三块，可那天就是没胃口，小姨娘就把上面的肥肉剔下自己吃，剩下一点点瘦肉留给我，我吃在嘴里形同嚼蜡。坐在我们对面的妈妈和爹爹，大快朵颐，吃得正欢。 印象深刻的是小姨娘去世前一年或是两年，曾来我们家住了五六天，那是我童年有了记忆后少有的几天快乐时光。每天早晨上学出门时，我都要盯着她看，以期再次得到承诺，她明白我的意思，向我笑笑说：“今天不走，你快去上学。”晚上放学的路上，我突然发现我的家变得可爱了，我恨不得一步跨到家。我们没有什么好吃的招待小姨娘，一年到头吃不上米饭，更买不起肉，爹爹就一天到晚在河边上转，他捞鱼摸虾有点小本事，清晨拿把鱼叉出去，说鱼要上来换气，有时还真能戳上几条小鱼。爹爹的嫂子知道我们家来了亲戚，拿了些黄豆给我们，说可以烧咸粥，也可以烧鱼。吃了晚饭没事，长夜漫漫，妈妈就抓了点黄豆炒了吃，火油灯摆在台子边，我在做作业，炒好的黄豆放在台子中间，大家围坐在一起，边吃黄豆边聊天，那黄豆真香啊！弟弟那时已有三四岁，爬到台上把黄豆弄到自己面前，结果满台上都是抛抛滚滚的黄豆，还有几粒掉在地上，小姨娘就从他面前抓了些装进我的口袋，说我现在没工夫吃，要做作业。 大概是她要回去的前夜，我做作业时钢笔里突然没有墨水了，家里也没有，我家西面七八十米有个小姐姐家里有墨水，以前也曾去向她讨过。不过这中间没有人家，都是农田，小姨娘说：“你怕吗？我陪你去。”回来的路上，小姨娘轻声问：“你现在的爹爹对你好吗？”我不说话，只默默地走，她的手搭在我肩膀上，用力阻止我前行，厉声说：“说呀。”夜色朦胧，我看不清她的脸，但始终不开口，她蹲下来，面对面近距离看着我一字一句地说：“要是他们对你不好，你就告诉我，慢慢就要长大了，你以后自己跑到我家去！” 印象中小姨娘那次到我们家，还带给我们一个小坛子，妈妈喜欢得不得了，说以后可以腌咸菜了。当时乡下买不到这些东西，我舅舅（小姨娘的哥哥）人脉颇广，把小姨娘弄到靖江城里什么大集体单位做临时工，听说混得好将来还能转正，这只小坛子就是从城里买回来的。在得知小姨娘去我们家的那天，还联系打探到一个做箍桶匠的手艺人，顺路把坛子放在他的担子上帮捎了一程。 若干年后当我意识到这只坛子的价值时，我没日没夜地吵着叫母亲死命地回忆它的下落，母亲说几十年了，家里大大小小的坛坛罐罐有好多个，有的破了就扔掉了，哪记住这么多啊！ 由于新农村建设，小姨娘的坟现在也迁到了我老家的集体公墓。四时八节，我到母亲墓上烧纸，总要拐几步去看看小姨娘，按照目前官宣国人女性的平均寿命，小姨娘如果没病没灾，应该还活在这个世上。伫立在她墓碑前，我常常沉思一个问题：如果有这么一个人伴随我成长的道路一路走来，我的整个人生轨迹会不会发生某些变化？在那些无助的、几乎要崩溃到极点的至暗时刻，我是多么希望有个人搭一搭我的肩膀啊！ 后记：小姨娘名叫鞠兰芳，1974年夏天一个阴云密布的上午，她跑去田里栽秧，在路过一处僻静无人的田埂时，高压线被大风吹倾斜，搭在裸露的广播线上，广播线也荡下低于人体高度，阴差阳错，该死遇到送死结，无人说得清那一瞬间她与死神是怎样纠缠的，被发现时脖子上、手掌上都留下被烧焦的深深凹痕，终结了23岁的芳华！ 大外婆昏死过去三回，大队赤脚医生用超剂量镇静剂打进去，强行催眠，让她睡上一会儿。在药性发挥作用的当口，仍能听到她歇斯底里地大喊小叫及至后来微弱的喃喃自语：“我的乖乖肉啊……” 方圆十里，哀声遍野，天地苍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