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外地友人泛舟凤城河。
船行至开阔处，我忽然怔住，一棵广玉兰撞入眼底，满树白花像栖了千百只白鸽，在浓绿的叶片间扑棱棱地振翅。友人顺着我的目光望过去，说了句什么，我没有听清。我认得那棵树，自我记事起，它就在那里了。
船靠岸后我循着记忆走去。这里原是常春巷，旧名关帝庙巷，数百年香火与烟火相融，是我童年最温柔的一隅。如今旧城改造，常春巷早已不在了，青石板被挖走，老屋被推平，唯有这棵广玉兰，连同巷尾的古银杏和关帝庙被留了下来，并入凤城河风景区。我驻足树下抬头仰望，树冠遮天蔽日，枝干粗壮得需要成年人才能合抱。父亲曾告诉我，奶奶喜欢广玉兰盛开时的热烈奔放，这是他年幼时爷爷亲手为奶奶栽下的。
记忆里的常春巷是一条窄窄的巷子，飞檐翘角的老房子分列两边，檐下斑驳的砖墙上爬满薄薄的青苔，脚下的青石板被路人踩得油亮，逢上落雨便滑得很，走起来总要放慢脚步。巷子不深，从巷口走到自家院门，不过隔了五户人家，每户大门多是深褐色的榉木。到了饭点经过，整个巷子就弥漫开一股猪油香气。旧巷的时光温柔又缓慢，像侯孝贤电影里悠长安静的镜头。
在巷口，总有个推三轮车的男人卖酒酿，那拖长尾音的吆喝声我现在还记得，像要把整个巷子的馋虫都勾出来。午后的常春巷本是静的，连空气都裹着旧时光的温暾气，那一声吆喝便像一颗石子投进水面，把整条巷子的烟火气都搅活了。奶奶听到吆喝就会从牌桌上抬起头，朝爷爷喊一声：“老头子，去买一碗给孩子吃。”爷爷便放下手里的活儿，从围裙兜里摸出零钱，踩着拖鞋啪嗒啪嗒走出去。
爷爷在报社做过记者，兜里常年揣着一本磨破了皮的笔记本，走到哪里记到哪里。后来当了工会主席，还是那副不多话的性子，但本子上的字越写越密。厂里的工人谁家孩子上不了学、谁家老人生病住院、谁家两口子闹矛盾要离婚，都来找他。他听完“嗯”一声，迅速翻开本子记上关键信息，起身就出门帮着跑前跑后。
退休后，他不再记别人的事了，却还是保持着每天看新闻、写东西的习惯。偶尔也翻出旧笔记本，一页一页地看，看完又合上，搁回抽屉深处。那些笔记本硬纸壳的边角都磨白了，合起来的是别人的人生，而外面褪了色的是他自己的岁月。
这棵常春巷的广玉兰，亦是爷爷半生的牵挂，数十年间施肥浇水，悉心守护着自己栽种的这一树繁花。
奶奶是个热闹性子，一天不打牌就浑身不自在。常春巷还没拆的时候，奶奶和她的牌友们能从午饭后打到太阳落山。爷爷不善棋牌，但每到下午四五点钟，他一定会从厨房端出一只青花大碗，碗里是刚下的面条。有时是阳春面，清汤寡水只漂几粒葱花；有时是雪菜肉丝面，雪菜是他自己腌的；要是奶奶赢了钱，爷爷还会加一个荷包蛋。他端着青花大碗穿过庭院，静静放在奶奶的牌桌边，不多言语，转身离去。奶奶头也不抬，一边摸牌一边伸手去够筷子，嘴里还念叨着：“二饼，碰！”牌友们便笑起来，说爷爷是常春巷里最疼妻子的人。每每听闻笑语，立于广玉兰树荫下的爷爷总是微微摆手，背影恬静祥和。
常春巷拆迁的消息是2003年秋天下来的。巷子里的人家陆陆续续搬走了，有人迁居新区，有人随儿女远赴他乡。奶奶是最舍不得的那个，她在这里住了四十多年，从新媳妇住成了老太婆，院中的广玉兰从小树苗长成参天大树，一砖一瓦皆是半生回忆。
后来的事情便如我所见，常春巷化作凤城河景区一隅，青石板、老房屋都变成了回忆，唯有这棵广玉兰被完整保留。景区修了一条小径从树下经过，立了一块木牌，写着“古树名木：广玉兰，树龄约五十年”。五十年的树，在名木里算年轻的，但它的根还扎在原来的地方，扎在常春巷的泥土里。
搬进楼房后，没了老邻居凑局，奶奶的牌桌从院子里挪到了阳台上，对手从三个老姐妹变成了爷爷一个人。每天午饭后，两个人面对面坐在那张小方桌旁，铺开一副磨毛了边的旧长牌，一打就是一下午。阳光从阳台的窗户照进来，落在斑驳的牌面、奶奶的白发、爷爷的指尖。那几年大概是他们最安静的日子，院子里的大嗓门没有了，牌友们的说笑没有了，就剩两个人，一张桌子，一副牌，和电视里忽远忽近的人间声响。
后来牌桌的一边空了。
奶奶是前年冬天走的。那天下着小雨，我赶回去的时候，爷爷坐在阳台的藤椅上，望着那张空荡荡的牌桌，很久没说话。茶几上的电视还开着，新闻里播着什么，他也没看。后来他起身去了厨房，下了一碗面，面里加了一个荷包蛋，端到牌桌上，放在奶奶常坐的那一边……
白衣青果立枝头，这棵广玉兰在那里，素魄冰心，像一轮不会落下的月亮。树下有游客在拍照，有个小孩指着花问妈妈：“那是什么呀？好大一朵。”妈妈说是广玉兰。小孩又问：“广玉兰是哪里来的呀？”妈妈一时答不上来。
我想告诉她，这棵树是一个沉默的男人，赠予热闹一生的妻子最温柔的浪漫。树长得比老屋还高，高到拆迁的推土机都绕开了它。它守着故土、守着旧巷，也守着一段相濡以沫的岁月。我站在树下，仿佛还能听见那卖酒酿的吆喝声，还能看见一个穿围裙的背影，端着一只青花大碗，穿过满院树影，走向牌桌旁那个眉开眼笑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