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九、十年间，友人孙树百在宝应做知县，招我去帮他看文书。宝应属扬州，离泰州不远，都在运河线上。我生平头一回出远门，头一回见南方的水。

那年清水潭决了口。运河水漫出来，村庄淹了大半。我写有《清水潭决口》一诗记其事。水退之后，百姓归来，田里只剩白花花的碱土。我在衙门里抄文书，手是干的，心里却堵得慌——这光景，和我后来在《聊斋志异》里写水灾，是同一副心肠。

运河上船多，人也杂。贩盐的、跑船的、说书的、算命看相的，来来往往。我夜里无事，最爱听船夫们说南方的怪事。他们口中那些狐鬼水怪，和我淄川老家听来的，竟有几分相似——南北隔了千里，故事倒像是同一棵树上结的果子。我后来写《聊斋》，有几篇的种子，说不准就是从那些夜谈里落下的。

泰州城我没进去过。只听运河上人说，泰州的盐商阔绰，城外盐场一望白茫茫。我未曾亲见，不敢乱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