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日并不方长

10多年前在藏工作期间，我常被睡眠问题困扰，不仅入睡困难，即便睡着也是浅眠，一两个小时就醒一次。后来专家建议我入睡时吃半颗安眠药。从此，安眠药就成了我的生活伴侣，至今未断。且为防睡后被扰，多年来我睡觉前总习惯把手机调成静音。 7月28日晚9点刚过，我上床准备休息，伸手关灯时顺便瞥了眼手机，竟发现有个未接来电，是妈妈刚打的。心里咯噔一下：爸妈平时九点不到就休息了，这会儿打电话，莫不是有急事？ 怕什么来什么。回拨过去，妈妈带着哭腔说，你爸爸摔了一跤，摔得很重，流了很多血。我让她先打120送爸爸去医院，自己立刻从泰州赶回泰兴。电话里传来爸爸的声音，他说不去医院，语气很坚决，但听得出来说话很费力，却特意用了很大力气。妈妈拗不过他，只好让我先别回来。 放下电话，我眼皮直打架，却不敢睡，手机紧紧攥在手里，半躺在床上心不在焉地浏览今日头条。不到半小时，妈妈的电话又响了：“你爸头上还在流血，终于同意去医院了！你别自己开车，和妹妹妹夫一起回。”考虑到一起走耽误时间，我赶紧给妹妹打电话，让他们先开车出发，自己随后单独赶回去。 四十分钟后，我到了泰兴家里。做医生的妹夫已经给爸爸包扎了头部，但血还在渗，他的脸肿得像馒头，眼睛都看不见了，像战争片里的伤员；右腿疼得没法走路，我们用轮椅把他抬上车。去医院的路上，爸爸慢慢讲了经过：洗完澡关了卫生间的灯，外面过道没开灯，顿时两眼一抹黑。本想回房间，走到二楼楼梯口时，一脚踏空摔了下去，头撞到了休息平台的墙上。听他说得清晰，我高度紧绷的心弦稍稍松了点：能这样有条理地表达，颅内估计没大碍。 到了医院，多亏有朋友陪同，挂号、问诊、拍片、做CT都很顺利，少走了不少弯路。检查结果出来：头部外伤、鼻窦骨骨折、右腿髌骨骨折。急诊外科值班医生是位40来岁的外地人，当时急诊有五六个病人，个个情况紧急：有人捂着肚子喊疼，汗湿透了衣服；有人割腕未遂，在那儿大喊大叫。直到夜里12点多，医生才腾出手给爸爸处理，做皮试、打麻药、缝合、打破抗，全部弄完已近凌晨1点。 把爸爸安顿好时，已近凌晨两点。妈妈催我们赶紧走，说她能照顾。我提议找护工或家政帮忙，减轻她的负担——妈妈今年77岁，既要做家务，又要照顾爸爸，自己睡眠也不好。可她一口回绝：“我还顶得住，没必要花钱。” 纵然一百个不放心，但第二天我和妹妹妹夫都要上班，在妈妈的反复催促下，我们还是返程回泰州。路上身体疲惫，心里却翻江倒海，一幕幕往事涌了上来。 父母一辈子含辛茹苦，靠比别人多一分勤劳、多一分节俭，把我们兄妹三人拉扯大，供我们成家立业。小时候物资匮乏，我们却能隔三岔五吃到荤菜，量不多，父母基本不动筷子。过年穿新衣不容易，三个孩子都穿新衣更难，可妈妈总有办法满足我们。爸爸出差，只要没特殊情况，总会带着我。我走不动了，他要么抱在怀里，要么让我骑在肩上，有时要走很远的路。所以现在每次听崔京浩的《父亲》，我都格外有代入感。 参加工作后，不管我多晚回家，父母都要等我到家才肯睡，几十年如一日。有次被同事临时叫出去，凌晨三点到家时，客厅的灯还亮着，爸妈就坐在沙发上等我。 爸妈一辈子谨小慎微，吃饭时总唠叨着“别违反原则”，爸爸还常拿新闻里的案件当“教材”。我们想在工作上长进，他们不遗余力支持。2014年4月6日，爸爸突发中风，当时他刚进重症监护室抢救，情况危急，可妈妈给我打电话时，还故作从容地说“家里一切都好”，就怕影响我在西藏的工作。 我家不算富裕，爸妈对亲友却总是倾囊相助：邻居家孩子读书、老家修路、亲友生病，他们从不吝啬；每年春节前，妈妈总会备好烟酒茶和食品，给亲戚、邻居送去。可他们对自己，却节俭到了极致——这次爸爸摔跤，就是因为舍不得开过道的灯，出了卫生间辨不清方向才摔的。 爸爸摔得这么重，为了不影响我休息，还硬撑着不去医院；妈妈明明累得不行，却不肯让我们雇人。在他们心里，永远只有孩子，没有自己。 想到这些，我眼眶忍不住湿了。以前总觉得“来日方长”，父母的恩总有机会报。可如今他们老了，身体越来越差，最需要照顾的时候，我们却不能守在床头。 如果那晚我睡前没瞥一眼手机，爸爸出事时，爱人在外地，弟弟在镇江，妈妈联系不上我，就算有妹妹妹夫，可作为长子，在爸妈最需要的时候缺位，我能原谅自己吗？ 我突然懂了，孝敬父母，时不我待。今后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得好好珍惜。原来所谓“来日方长”，不过是自欺的安慰。为了不再错过父母的任何一次召唤，我不再顾及自己的睡眠，当即把手机从静音调成了振动——这振动不是打扰，是我和父母之间，再也不能断的牵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