则完全不一样,大包小包里装的都是上海亲戚家人们用过且再用不上的东西,穿过不再穿的旧衣裳,扔了舍不得,就留着给苏北这些穷亲戚当宝贝带回去继续使用。那个年代,要是上海的亲戚把淘汰了的凤凰、永久牌自行车送给苏北乡下的亲戚,那就算是非常贵重的大礼了。我们家的亲戚在上海的不多,不像一些邻居家,叔伯姨姑一大串全在上海,他们年年上上海,我家只有二伯家在上海,他们家的生活条件也不是很好,加上我父亲兄弟姐妹六七个,上上海的机会少之又少,我们这些乡下的亲戚几乎没去过。我10岁前就没有见过在上海的二伯家人,直到那年冬天,奶奶去世,二伯带着他的家人回到苏北乡下,我才见过他们。因而我非常羡慕邻居家的“小玩伴”,他们的大人们常常上上海,能带些我从未见过的东西回来,他们也能穿上上海亲戚家哥哥姐姐们不穿的“好衣服”,还会带回来一些我从没吃过的好吃的东西。每每他们这些人家的大人们从上海回来或者他们的亲戚回乡探亲,我都像看“西洋景”一样,赖在人家家里不走,无非是想蹭点好吃的,一解口馋。那时的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害羞,现在想来是多么的难为情。
20世纪80年代初,我离开苏北家乡时,公路慢慢发展起来了,这趟走水路的交通,随着时代的进步被汽运代替了。多少年后,我遇到一位专门研究和弘扬里下河文化现象的作家王干,他在得知我的家乡是建湖时,给我又讲述了关于这趟建湖班的很多我不知道的故事。他告诉我,他花了半年时间,沿着建湖班这趟水路一路采风,挖掘了好多有价值的东西。最让他兴奋的是,他在考察中很意外地发现,建湖班上曾经送走过共和国两位响当当的人物,一个是胡乔木,一个是乔冠华,他们都是乘坐建湖班走出苏北,走向革命生涯的。
至于建湖班还有多少故事,不是我这篇拙文能够容得下的,但这苏北人上上海的故事足以让人回味无穷了。
我曾在上大学的时候写过一篇纪实文学《苏北移民》,专门介绍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大批的苏北人,由于家乡洪灾频发,难以生存,奔向开埠不久的大上海,寻找生计的经过。正是这次的人口大规模迁徙,涌向上海,有了“上上海”这个说法。关于“上”的概念,当然有方言成分,也表明当时人们的一种心态,苏北人对大上海的向往,多少是把命运的转折寄希望这“上”上了。
那时的上海只不过是小小的吴淞口,本是江苏的东门户,但因黄海、东海和长江在这里的交汇,被称为长江三角洲的核心。开埠后,外地人大量地涌入,有一种说法,主要是针对当时上海人口结构的,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上海主要是由“宁波帮”“苏北帮”“山东帮”三部分人组成的。宁波到上海“闯码头”的主要是那些做生意的人,他们一般都有些做生意的基础,不管是能力上的,还是物质上的,闯上海是来淘金的,目的就是想把自己的生意做大;苏北人到上海则不同,他们往往是些穷人,两手空空,上上海就是为了能混口饭吃,他们来这里主要是做一些上海本地人不愿做的苦力活,比如卖菜、拉黄包车、剪头、搓澡、修脚等脏活累活,现在叫作服务行业;山东人来上海一般混得风生水起,这与他们体大力壮,敢冲敢杀的性格特征不无关系,镖局里的镖师、老板身边的护卫等有真功夫真本事大都是山东大汉。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三帮人居住的地方也是有区别的,他们都是有相应区域和相对集中点的。苏北人当时住在比较偏僻落后的闸北一带,这里条件差,环境杂乱,住这里的一般都是些穷困人口。苏北来的能够慢慢在上海扎下根,算是混得比较好的,原来在家乡结婚成家了的,他们在自己扎下根稳定了点后,往往后来就把家眷孩子从苏北接到上海;闯荡一圈,混得不好的那些人无奈又回到了苏北。
我老家建湖到上海直线距离也就250公里左右,以前苏北交通不方便,没有铁路,公路也不通,苏北人上上海只能走水路。这个情况一直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才慢慢通了公路,铁路那就更晚了。走水路由建湖出发经兴化到泰州的高港,这一段主要是走内陆河流,到了高港必经过长江才能到达上海。当年,苏北的民工们起初上上海是自己划着小船去,过长江时往往要等到风平浪静的天气才敢通过,有时遇上不好的天气,一等就是十多天。即使这样,小船在过长江的时候如遇上了暗流,翻船的事故也是很常见,多少苏北人因翻船把生命留在了长江,他们既没有到达向往的地方——上海,也不能回到他们的家乡苏北了,这是何等的悲壮和可惜。即便这样,哪怕丢掉自己的性命,为了过上好日子,苏北人还是前赴后继,把上上海作为自己唯一的希望。今天当我们回忆这段往事时,心中难免有说不尽的酸楚和惆怅。
我的父母在年轻时都曾随大流上过上海,他们都是后来又回到苏北的。不是他们在上海扎不了根,而是他们有自己的想法和志向,都是不能在人格上被人看低的人,不想整天看人家的白眼和受那份气。小时候父母经常跟我提起他们的那段往事,基本上用他们活生生的经历作为教材,来教育我激励我要好好学习做人。尤其是母亲的故事让我刻骨铭心,她十一二岁时,就随她的父亲和哥哥划着自家的小船上上海。一趟来回,用妈妈自己的话说,脱了几层皮。她那鲜嫩的小手,没日没夜地摇橹、撑篙,血泡一层叠加一层。母亲的身体一直不好,父亲常跟我唠叨:“你妈的身体就是少年的时候弄伤了,基础很不好,如果不是那样的吃苦,也不至于现在这个样子。”父亲说,他自己还好,十几岁时挤在大人堆里,跟着上上海,走街串巷,在上海的里弄内卖蔬菜,卖了几年又回到乡下。正是那几年的卖菜经历,父亲练就了一套特别的本领,虽然他不认识多少字,但算起账来,一般人比不上他,他的口算比用算盘还要快。几斤几两菜,多少钱一斤,他眨巴眼睛的工夫就能准确无误地算出来。他的这个本事我多次有过领教,乡里乡亲们称他的算账功夫为“骨里精”,确实是名不虚传。
我记事的时候,建湖到上海就有了“建湖班”,亦称“高港班”。高港班只到高港,再换乘大船到上海的十六铺。这个航班的船,是我小时候看到的最大船了,能载百把来人。这是个大大的木船,装上烧柴油的发动机,马力大、动力足,小时候我们称它为小军舰。还有一种小点的是挂桨船,它是靠挂桨掌握行驶方向。柴油发动机的大船像现在汽车一样有方向盘,发动机装在船的尾部下舱里,船的前面是驾驶室,船的中舱是载乘客的地方。开始条件简陋,只放上一排排的条凳,后来也有些躺椅了。建湖到高港的航班要坐上十多个小时,一趟坐下来很是辛苦,身体会吃不消,遇上有些晕船的人更是难受了。
上上海的人和从上海回来的人,一般都会扛着大包小包、大篓小筐一大堆东西。上上海的乡下人带的东西差不多都是些活鸡、活鸭、活鹅等家禽及鸡蛋、鸭蛋、鹅蛋、鱼虾之类的土特产……可想而知,这船舱里会是怎样的味道!反正大家都这样,讲究不起来,谁也不会埋怨谁。从上海回来船上的景象差不多,不过气味好多了。包里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