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乡海陵，濒海而居，最盛者两事：一煮盐，一积粟。少时读枚乘之文，有“转粟西乡，陆行不绝，水行满河，不如海陵之仓”之句，我读了不觉失笑——这说的不就是我家门口么。后来见徐敬业檄中“海陵红粟，仓储之积靡穷”，那原是用枚乘的典，并非那人真到海陵来查过仓廪，读书人不可不辨。

仓廪既实，风气便不同。盐亭灶户终日煎波煮浪，子弟未必识字；而城中读书之家，纸墨却是常物。我自海陵入都，与诸公论书，常觉乡人笔下少一分贵气，多一分硬气，这大约便是海边风土薰出来的。字之骨力，未必从碑帖上来，也从水土上来。

我著《书断》，品第前贤，分神、妙、能三品。有人问我何以如此排列，我说：仓里有粟，人心里才容得下清事。若终岁忧饥，纵有王右军之手，也写不出闲笔来。此语虽是论书，其实论的是世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