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宝年间，我五次成行，五次不成。世人以为渡海难在浪高，我看第一难在“等”字。船要造，粮要备，人要有，还要候风。风向不对，纵是船坚粮足，出海便是送死。

我们从扬州动身，先顺江而下，再候海风。春夏之交，风自南来；入秋以后，风便转向。头一回我不谙此理，匆匆备办，同行僧人中有人心怀不满，竟向官府告讦，说我们聚众通海。船没入官，人也受了拘。后来几回，索性在岸上枯坐，一月一月看江水涨落。海边人家看云色、听风声便知明日可否下网，我那时才懂这份心思：不是不急，是急不得。

同行的人里有玉作人、画师、绣师、镌碑的匠手，也有少年僧人。等得久了，有人病了，有人退了。我不怪他们。我们等的是风，也是人心。

海陵临海，渔盐之人看天比我明白。我虽未曾亲至其地，只敢把这点从海上换来的笨见识，说与诸君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