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到泰州，我原以为这地方滨海，鱼盐之利厚，百姓日子该好过。住了些时才知道，利是有的，可田里的水不由人。沟渠年久失浚，一雨便溢，一晴便涸，种下去的稻子全看天公脸色。

于是我便与属吏循行畎亩，把淤塞的掘开，浅狭的挑深，要使水有所去，也有所蓄。这不是什么奇策，不过是把该做的事做了，费的是脚力和日子，没有别的取巧法子。

我常想，百姓其实不问朝廷一年下多少诏令，只看门前那条河通不通、田里有水没有水。做官的若终日坐在堂上批文书，这些事就永远看不见。州郡之政，大抵是这些琐碎，琐碎处最见生民利害。

后来我入朝，也曾荐范仲淹等辈，用意也在此——州县利病，总得靠肯走到田埂上去的人。我一个寿州人，在泰州几年，学到的多半是这个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