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泰州任上，最费斟酌的其实不是筑城，是修堤的钱粮从哪里出。州里进项，盐利为大宗，可盐利自有主管的衙门管着，不是州府想挪就能挪；田赋倒是本州的，可一年收上来就那些，堤要修，水口要理，处处伸手。

我那时的主张，是堤上的工夫尽量借盐场闲月的人力，灶户农隙出夫，州里管饭；石料木桩另立一项，从盐利里单独支销，账目单列，一季一核。如此主管盐利的衙门那边说得过去，州里也不至于把田赋挪空了。修城也是一样的道理，先定哪一段最要紧，钱便往那一段上使，不铺开摊子。

有人在背后笑我琐碎。我说治水筑城这类事，坏就坏在“大约”“差不多”四个字上头。堤是年年要看的，钱是年年要算的，一笔糊涂账，三年之后堤便无人过问了。

如今回想，我在泰州几年，官牍上最有用的不是那些告示，是那几本单列的收支簿。后辈若做地方官，切莫嫌这个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