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我在《泰州晚报》坡子街副刊上写了《乡贤韩贞》一文，在戴窑镇韩窑村，我不仅深入实地了解到韩贞的历史存在，也加深理解了“乡贤”这个久违的名词在乡村社会的历史含义。
乡贤形象出现在早期的封建时期，乡里社会中在村中心“大槐树下”议事的“三老”，并不仅仅代表乡村的年长者，而是道德贤良的人才具有的资格。乡里之治，“三老”既是权威力量，也是一种榜样标举，既是一种乡村义务，也是一种责任承当。后来的“乡贤”，大致沿着这条线索活动在乡村的历史中。中国乡里社会一直把乡贤当作组织与教化的中心，而建立互助互持、宽容爱乐的共同体，则是乡贤们的主要目标，由此也形成了一种乡贤传统和乡贤文化。在发达的长江下游乡村，相对于乡绅所代表的经济和社会权力，乡贤则代表着文化地位，也就是说乡贤所起的作用主要在礼俗，通过礼俗来建立乡村共同体的社会秩序。有时候乡绅也可以是乡贤，但乡贤不一定是乡绅，往往只是怀有儒学理想和乡土情怀的乡村知识分子，在乡里社会他们属于一个比较独立的阶层。16世纪中这些乡村知识分子，坚守乡土，甚至主动放弃和拒绝科举功名，一心以乡村社会教化与乡村事务为己任。
韩贞即乡贤阶层中突出的一员。16世纪的中国社会，按王阳明的说法是进入了“丧心病狂”之世。韩贞出生与生活的时间，刚好是明王朝正德、嘉靖、万历时期。皇帝派出负责征税的宦官，强征和骚扰地方，乡村饱受剥夺而混乱不堪。在这个悲惨的年代里，乡村无法从外部受到援助，只有互保自救，而这个重要责任就由像王艮这样的乡村知识领袖们承担了。韩贞在这个时代作为乡贤，也加入到了他的老师们的行列，他也像老师一样，以土生土长的知识领袖身份承担着地方教化与福利义务，以“礼义仁和”来改善社会，以地方福利来平衡社会，达到“教养并重”的目的。
有人从比较大的区域范围，分析了王艮及其泰州学派在乡村社会治理中的理念、方法和价值，其中也包括韩贞在内的实践。尽管韩贞的影响力可能不如其他师兄弟，但他通过数十年的努力，本地受到教化的“工贾佣隶”也能达到上千人。这个数字显示了当时韩贞至韩家窑周边的乡村治理中个人主导作用和积极成果。如果说当时本地产业以戴家窑为重点，那么韩家窑显然是本地“文教中心”。
我在为写《兴化八镇》做相关资料准备时，发现戴窑这里五十年前开始就活跃着一批“师范生”，其中有早期界首乡师和高邮初师以及苏中公学的学生，在本地或做学校校长或编地方报纸或为区乡官员。他们虽然年事较高，但作为地方上的有识之士，是历史安置在乡村最后的见证人，也是乡村社会存在不可替代的“老人”。而就今天乡村世界而言，这些“老人”也可以看作当代“乡贤”。
韩德粹带着他关于戴窑的著述来参加我的访谈。韩德粹1932年出生，韩家窑人，韩贞的直系后裔，少年时随父亲做过窑工，后来经过速成初中教育，成长为乡村官员。在六十岁以后成为能够“著书”的地方文人，主要还是靠几十年自学。因为窑工家庭的影响以及他自己的生活经历，韩德粹对“窑文化”怀有深沉的感情。如他所说，窑工生活又重又苦，收入微薄，但这是他们家族在乡村多少年来安身立命的职业。尤其作为陶匠，其中延传了十几代人的技艺，他认为值得珍惜。窑业在他这一代已经消亡，为此他专心收集窑作技艺，顽强到不放过见到的一砖一瓦，积十多年时间做了一座私人砖艺博物馆，并用文字完成《戴窑窑文化》一书。作为戴窑地方史的主要记录，他的做法是想保存和重现乡村文化。像韩德粹这样的人，在我走过的各个乡镇里，最近二十年逐渐多了起来。韩德粹的特别之处，在于他是韩贞的后代，他的书写来自家族中对乡村教化的自觉担当。当然，这种“教化”有着新的时代内容，也有着新的现实目标。如果说，在乡村分崩离析之际，还有什么能够挽回，那么除了文化的力量外，还会有别的吗？至少韩德粹相信，寻找和确认有一种与自己家族与根系相联的文化，才有可能安抚失去乡村的内心焦虑。韩贞当年所负的“教化”之任，既为建立乡村社会伦理和秩序，也为培育乡村的根本。今天韩贞式的“教化”，目的则在于同化日益涣散的乡村情感。情感的同化，是重建乡村的基础。尽管做起来，远比他的先祖困难得多，但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为乡村生死存亡做一次奋斗。在今天社会环境中，“文化”之力，作用有限，能否解决现实乡村的难题，我们不能夸大。然而韩德粹为戴窑“寻根”，从他身上这种勇于担当的责任和勇气中，仍然能够看到乡贤精神的传承及其非凡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