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学勤,兴化市戴南镇福圆村人,和我同村不同庄。我参军前就认识他,他那时是村里的贫协主任、民兵营长,成天穿着件补丁摞补丁的黄军装。后来,他成了我弟弟的“泰山”(戴南一带,岳父又称泰山)。每次我回家探亲,弟弟都会喊他过来一起喝酒。我知道他参加过抗美援朝。有一次喝得兴起,我问他:“沈叔,你什么时候参加抗美援朝的?参加过哪几次战役?”
老人轻描淡写地说:“我是1951年1月随东北补充团入朝参战的,参加了顺川战役,第四次战役,1953年朝鲜停战后,到志愿军军官学校学习,一年后学校因故解散,我就退伍回乡参加农业生产了。”
弟媳妇此前曾经告诉过我,说他父亲立过功,至于什么功,她也不清楚。我几次试图询问老人,在朝鲜战场上立过什么功、受过什么奖,但话到嘴边又咽下去了,主要是怕老人尴尬。因为我多年在部队,印象中,战士立一等功及以上,非死即伤。这是个不成文的标准。老人好手好脚,全身一块伤疤都没有,怎么看都不像立过大功的人。如果有,相关部门也早应该发现并且宣传表彰了。
1995年初,乡政府在清理民政档案时发现,沈学勤这个六十多岁的老农民,原来是立下两个一等战功的隐功埋名的大英雄!十里八乡人听到这个消息后都为之震惊。乡里的几位土秀才采访撰写的通讯分别在《解放军报》《新华日报》《泰州日报》等全国26家媒体刊发。省、市、县三级领导都被惊动了。而我这个在部队从事宣传报道多年,具有一定新闻敏感性的人,对身边这么一件重大新闻,多年来竟然熟视无睹。看来毛主席老人家说的一点没错:“经验主义害死人……”
1996年10月,老人和全国30多名老英雄一起受邀参加了天安门观礼活动。不久,我再一次回家探亲。和沈叔一起喝酒时,我有点耿耿于怀,半开玩笑地和他说:“沈叔,你还喊我大侄子呢!你在朝鲜立功受奖的事,竟然没有和我透露一下,你也知道,我在部队是负责宣传工作的科长,部队一直希望有老英雄去讲革命传统故事,尤其是每年新兵集训的时候,你怎么不支持我啊。”
我这么一说,老人像犯了错一样,端酒杯都不自在了,急忙对我摇手说:“不,不,不是这样的,立功受奖都是过去的事,不值得去说,这次去北京观礼,包括此前授我省优秀共产党员,改善我的生活条件,我都感觉受之有愧。想想那些死去的战友,我还活着,并且儿女成群,我很知足了!”
老人继续说道:“大侄子,其实我的几次立功都是立的巧功。刚入朝时参加顺川战役,我们班因为抓了三个美国俘虏,全班个个立了三等功;第四次战役时,我们排奉命潜入平壤机场,用汽油烧毁了一百多架敌机及机场的主要装备,为整个战役赢得胜利立了功。我们归队后,全排未牺牲的每个战友都被志愿军司令部、政治部记一等功!第四次战役后,我被提拔为班长,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之后被调入志愿军后勤保障一分部警卫连,负责保障前线物资运输畅通。1952年7月间的一天,美国人在我们运输物资的必经之路上,投了上百枚子母炸弹,运输车辆无法安全通过。战友上前排险时,有的牺牲了,有的不熟练,排弹时间过长,影响车队快速通行。我心里十分着急,主动向连首长请求上前排弹。连长帮我整了整军装,左右打量了一番,让我留下家庭住址,同意了我的请求。在战友们的配合下,我奋战一个多小时,有惊无险地引爆和拆除了全部炸弹。事后志愿军司令部、政治部给我记了一等功。”
老人把这一段话说完,如释重负,再次对我强调:“大侄子,你看我这三次立功,哪一次不是大家共同完成的功劳。就是拆弹,也是在战友们严格的安全防护下实现的,我这个一等功也有他们的份。而且,我没在前沿阵地和美国佬真枪实弹面对面地干,我这几十年功不示人的原因正在于此,哪还好意思说给别人听呢!”
老人这番话,我记忆犹新。我查看了当年的有关报道,里面没有他说的这些话。我今天把这段话实录于此,一是纪念已经远去的老人,二是提醒爬格子的人,要关心身边的真实的人和事,不要闭门造车。当初在部队,天天为了上稿率,为了完成总队下达的任务,头皮都抓破了,有时也抱怨投了好多稿件不见刊登,却对身边的大新闻视而不见。其他人会不会也有这种情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