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窑全名戴家窑，早年叫灶产。灶产就是烧盐的。
戴窑地处北串场河河西南端，16世纪，对面有草埝和丁溪二盐场，再远一点往南还有串场河十三个盐场中最大的东台安丰场。安丰场的著名，是因为阳明学派的传人王艮十九岁以前在这里当过烧盐的灶丁。由于王的学生韩贞从戴窑前往附近的安丰场受教，因而戴窑与安丰场亦有特殊联系。
我的关于明代思想史随笔《堕落时代》中曾写到韩贞的事迹。今天很难想象一位在乡村底层社会生活了一辈子的穷窑工，可以获得学者名声，然而那时的背景正是思想开放学术下沉的时代，附近安丰场的烧盐工人王艮，不仅从当代新儒学大师王阳明那里继承“心学”，而且能够新创以乡村平民教育为目标的“泰州学派”。正是他带头将学术下放到底层社会日常生活当中，所以韩贞才有机会从窑工成为名闻遐迩的草根学者。
地方志上说韩贞是陶匠，他的工作可能是专门烧制陶罐陶缸这些日用品。韩氏家族大约14世纪迁来这里的大杨庄东南高地，在这儿打窑做活，他们的身份可能属于官府工役，但长期固定生产，形成了一个以窑产为主业的家族群体。韩氏窑业到韩贞已是第六代人，韩贞与他本分的父亲以及兄长们不同，他在五岁时就表现出读书写字的兴趣，传记中说韩贞总是利用做陶器休息时，用芦柴管在泥土上写写画画，这让他父亲和哥哥都不太高兴。但韩坚持自学不肯放弃，十九岁那年他到十几里路外的草埝场，跟随樵夫出身的学者朱恕读《孝经》。韩贞五岁死了母亲，十五岁时父亲又染上瘟疫去世，少年丧亲之痛，更加让他感到读书明理是人生需要。二十四岁时，韩贞在启蒙老师朱恕的推荐下，终于能够到“泰州学派”的大学者王艮那里学习。起初韩贞在王艮门下扫地担水，有空时旁听王艮讲课，由于突出的感悟力，朴实的求学态度，以及对王艮“乐学”思想的切身理解，逐渐得到王艮信任。王艮安排自己的儿子王襞收他做弟子。韩贞在学识上进步很快，三年后学成，成为王艮平民哲学在兴化地区的代言人。
二十七岁的韩贞，穿着王艮老师特意赠送的儒巾深衣，回到大杨庄，他哥哥见了大骂说，兄弟，我们家一直烧陶，你不务本业，在外游学几年，还戴着一头儒巾回来！说到气愤处，上去打了他一巴掌。韩贞平静地回答，哥哥说我游学忘本，四肢懒惰，其实你不知道，我只是学会了一个“勤”，哪里会成为一个四肢懒惰，虚戴儒巾，不孝不悌的罪人呢？尽管哥哥一直误解他，但韩贞一边在自己的窑上做陶器，一边在家乡办起学校，他的学校叫“三门学堂”，招收窑工以及附近的贫民子弟义务讲学。一本由他的弟子后来编辑的《乐吾先生遗事》里记录，韩贞在大杨庄过着贫穷的生活，不得已在三十五岁上设馆教授蒙童，收点学费补充家用。但他的大志是教化乡里，这是他作为儒学学者自觉的社会和道德责任。为此韩贞“躬身践行”，不仅通过自己对本真的坚持，表明了个人的德行品格，将人道和善的理念传布乡里社会，达到淳化风俗的目的，同时也以自己的行为做表率，感化乡亲。为了救济比他更穷的人，韩贞甚至卖掉了他唯一的三间茅草房，自己住进废弃的砖窑。他写诗说：“三间茅屋归新主，一片烟霞是故人”。在不了解具体情境的情况下，这句诗好像只是一种隐士的豁达，其实在完全的纪实中，韩贞那种舍己为人的“良知”之心，在乡村社会散发着多么大的真诚感染力。有一次，一位老农民问韩贞，“良心是什么东西”，他说：我要跟你讲道理，恐怕你听不懂，你能把衣服脱了吗？于是老农先脱外衣，再脱内衣，剩下裤衩时，“不觉面红自惭”，不肯脱。韩贞说：“这就是良心。”老农“大笑而去”。“良心”就是最本真的东西，是出自人内心本体。由于韩贞能够身教言传，以自己的本心来讲解人生道理，因此“工贾佣隶愿化而善良者以千数”，远近到他讲堂来学习的人几百个，三门堂开讲，门外常常堆满鞋子，可见他在乡村社会所具有的广泛影响。
韩贞1509年出生，1585年去世，终年76岁。他在乡村受到特殊尊敬，受过他教育的人，爱称他“乐吾先生”，士绅们表彰他为“东海贤人”，民间则传诵他是“韩大善人”。总之，窑工或陶匠韩贞，以其朴素的思想，真诚的道德人格，以及对乡村社会的担当精神，而成为16世纪以来本地区的“乡贤”。他不仅是一个令人崇敬的历史人物，也是戴窑乡里社会历史生活中一份弥足珍贵的精神遗产。
戴窑韩氏宗祠保存有门楼三开间旧址，从木门和砖墙还能看出明代乡村建筑风格。匾额上刻写的“振古豪杰”，以及嵌在侧面白墙上的石碑铭文“以践履为学有允蹈躬修之实，以劝诱为教有化民及物之功”。韩氏宗祠建于这个家族聚集时期，初时规模可能比较小，但由于韩贞的成名及在家族中的地位，他去世后显然得到扩建，成为一座供堂、庭院、门楼等齐全的大型祠堂。韩贞为六世，但他是本族核心，所以除牌位在显要位置外，墙壁上还挂着他的大幅画像、生平介绍，以及来自明清两代地方政府和文化名士题写的表彰词。韩氏家族每年一次在这里举行的公祭活动，似乎可以理解为专对韩贞的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