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是在姥姥家长大的。那时候的姥爷,还没有离休,每天忙忙碌碌的,就像个不停转的陀螺,在那段幼时的记忆中,有一件事印象很深。
那天,姥姥把姥爷堵在了房间里,不让他出门。姥爷人在屋内,心却早已飞到了单位上。姥姥叫住我,让我去隔壁吴奶奶家,借把铜锁过来,我听话地跑过去,很快就拿了把锁回来,姥姥接过锁,就把姥爷锁在了里面。我看着有趣,想着这回姥爷总该跑不出去了吧!然而,我却严重低估了姥爷的身手。
一米八的他潇洒地爬上了那个很高的窗台,轻轻地推开窗户,像个大侠般,一跃而下,姥爷临出门前,还不忘转身,如往常般朝我顽皮地眨了眨眼睛。
尽管姥爷工作很忙,但他也总会抽出时间陪我。有时候,他会搀着我,一起去老东门大街的“九如斋”食品店。那个柜台比我还高,姥爷就会抱起我,让咽着口水的我在五颜六色的糕点中挑出几样。然后,姥爷会把用牛皮纸包好的糕点带走。我们快要到老东门路口时,这时候,姥爷就会不急着赶路了,他让我先吃着糕点。不远处,在老东门路口边上,那些摆摊卖货的小贩,就都会看到个子高高的姥爷了。他们非常有默契地,各自收拾好他们带着的行当,动作整齐划一地迅速离开。我那时候觉得这个场面好搞笑,觉得他们好像很怕姥爷似的。
长大后,我才知道,在那个年代摆摊卖货是不被允许的,还有个专门负责管理的部门。而姥爷就管着那个部门。但他总是把这些人故意放跑,他跟我说,他们太苦了!他自己就是苦孩子出身,他能体会他们的艰辛。
姥爷是镇江丹徒人,18岁的时候就成了新四军的一员,随着部队安家在了兴化。他经营着一家烟店,掩护自己真实的身份——地下党员!在那个动荡的年代,负责收集敌占区的情报。兴化城解放后,姥爷是城区东皋镇的第一任镇长。
姥爷的脾气很好,说话却很直,这也让他吃了很多苦头。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身为镇长的姥爷差点被错误地划分为右派。这件事让他非常委屈,满腹委屈的姥爷在喝醉酒后竟然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第二天醒来时,他后悔不迭。姥姥安慰他:“毛主席这么忙,怎么会有时间看你的信?”姥爷万万没想到,在半个月后,居然收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的回信:“赵鼎福同志:三月九日致毛主席的信收到了。兹寄去毛主席照片一张,请留作纪念。”
姥爷收到这封信时,手舞足蹈地跳了起来。一米八的外公跳得有几米高,这是我妈妈说的。我不能指望妈妈的描述有多生动、多真实,那时候的妈妈也才几岁,能说会道的舅舅们又还没有出生。
姥爷的性格豁达得很,从不计较。他不是一个严肃的老头,总是微笑待人,路上遇到认识的人总能聊个半天,他的热情总是过度,以至于常常看不出别人是否在赶路。有时候,我忍不住会偷偷喊他的外号“穷嘴”,而姥爷只是笑笑,那笑容里充满了宽容和慈爱,根本就没有一丝责怪的意思。
妈妈和舅舅们也常常调侃姥爷过去喜欢喝酒,一喝就醉,醉了在哪里躺下就在哪里睡着。睡着了,还要姥姥把他找回家。这个趣谈在我们家族中重复频率极高,每次提起,都会惹得我们这些孙辈们哈哈大笑。其实,我并没有见过姥爷醉过,他对于开玩笑的事情总是云淡风轻,听过,轻轻一笑,仿佛一切都不重要。
姥姥走得早,留下了孤独的姥爷。但姥爷从未让我们感受到他的孤独。每次见到他,他都是乐呵呵的样子,一如既往地讲着那些过去的事情。姥爷在最后的几年,身体每况愈下,那段时间,他就住在人民医院的老干部病区。
然而,那个立夏的午后,妈妈突然接到电话,说姥爷在医院门口摔了一跤,正在抢救。我们一家人急忙赶往医院,心里都在想:姥爷一定会逢凶化吉的!就像他年轻时被叛徒出卖,吞下一枚金戒指后,还能够奇迹生还一样!
但这次,姥爷真的走了。他躺在床上,就像睡着了一样。五舅说,当他被推出病房时,手指上还夹着未燃尽的香烟,仿佛他只是暂时离开,还是会回来一样。
姥爷的名字叫赵鼎福,他有个用了很久的牛角印章。这个印章很神奇,盖好后,只有“福”字是倒的。我问过姥爷,他很得意,他说这是兴化刚解放时,他被任命为镇长时,特意找匠人刻的。别人看到印章留下的三个字,会说:“赵鼎福的福到了!”虽然我从没有听到人说过,但我只要提到姥爷的名字,认识的人都会竖起大拇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