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君坐。前日有后生问我：先生以《讨武曌檄》得名，何以又作《帝京篇》这等长篇？我笑而答：檄文是骂人的，长歌是写世的，两般笔墨，一样心思。

《帝京篇》是我以七言长歌写帝京的一篇。开篇四句：“山河千里国，城阙九重门。不睹皇居壮，安知天子尊。”往下铺陈宫阙之壮、侯家第宅之盛、游宴声色之繁，末了收束于盛衰倚伏之理。七言长歌如江河，须能放，亦须能收；放而不能收，便成浮艳，读来只见脂粉，不见筋骨。

我写那些玉食锦衣时，心里常转一个念头：这九重门里的饭食，究竟从何处来？枚乘有云：“转粟西乡，陆行不绝，水行满河，不如海陵之仓。”枚乘此语，是谏吴王时说的。海陵即今之泰州，汉时吴王于此煮海积粟，仓廪之富甲于天下。可知长安之饱，半在江淮之漕；九重门的巍峨，底下是转粟之劳、煮海之苦。

所以我教后生作文，先教他识事。不识转粟之苦，写游宴便只剩馋相；不知海陵之仓，写帝京便只是空架子。用典要如盐入水，有咸味而无盐粒——此是我一点私意。

如今我在经义斋与诸君讲文，常劝先读汉人书。枚乘一篇谏书，海陵之名遂入千古文章，文字之力，有时竟胜过仓廪。诸君若提笔，先问自己一句：笔下这事，我识得几分？